实），不可仅以‘民怨沸腾’等语概之。” 他的建议精准地指向了证据的可采信度和律法风险。

    王永光也凝神审视，从吏部考功的角度补充：“韩部堂所言极是。老夫补充一点：凡涉及官员‘失职、渎职’之弹劾实证，需明确其职责范围（可参照吏部存档之《职掌录》）。

    并具体指出其不作为或错误决策导致的可量化后果（如河工延误导致决口淹没田亩数、仓粮亏空具体数额）。

    如此，吏部方能在考功时，对照其职责，做出公允之‘勤惰’‘功过’评判。” 他看向曹于汴，“自梁公，此等细节，关乎吏部后续处置之公信力，万不可含糊。”

    曹于汴听得频频点头，毫无不悦之色，反而提笔疾记：“好！二位金玉良言！老夫即刻着人按此修改细则。都察院内部核查，亦将严格参照此标准执行！凡提交‘三司会审’之案卷，必达此标准！”

    曹于汴清楚，只有标准统一且过硬，才能真正堵住反对者的嘴，也才能让刑部和吏部后续工作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