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胜利者的趾高气昂，也没有过多的言语羞辱，只有一种平静的、理所当然的接受臣服。这种平静，比任何张扬的威吓更让瑞典人感到刺骨的寒意。他们知道，从这一刻起，北欧的天空下，飘扬的不再仅仅是蓝底黄十字旗，还有那轮高悬的日月。维京子孙的航海时代，以一种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被强行画上了句号，并被打上了东方的烙印。
七月底，勃兰登堡，奥得河西岸，明军大营
杨嗣昌站在刚刚搭建好的浮桥桥头，望着东岸那片在夏日阳光下显得格外茂密幽深的森林。奥得河的水流平缓，浮桥坚固宽阔，大队的步兵、骑兵、炮兵和辎重车辆，正秩序井然地通过，踏上了勃兰登堡选帝侯领地的土地。没有遭遇预想中的激烈抵抗，甚至没有像样的拦截。对岸只有一片令人不安的寂静，以及森林边缘几处被遗弃的、简陋的防御工事。
“大将军，” 副将策马而来，脸上带着一丝古怪的神色，递上一份刚刚从柏林方向由快马送来的文书，“柏林……有动静了。腓特烈·威廉派来了使者，还有这个。”
杨嗣昌接过文书，是一封用词恭谨、甚至有些谦卑的信，落款是“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腓特烈·威廉”。信中，这位以坚韧着称的“大选帝侯”，一改之前试图袭扰拖延的姿态，表示“痛感前非”，承认“天兵不可抗”，愿意“顺应大势”，请求“面谒大将军，商议归附事宜”，并保证柏林城门已开，绝无埋伏。随信附上的，还有柏林城门钥匙的拓印和选帝侯的私人印鉴。
“倒是识时务。” 杨嗣昌淡淡评价了一句，将信递给副将，“他比那些躲在山林里，还妄想咬我们一口的蠢货聪明。知道顽抗到底，霍亨索伦家族数百年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了。”
“是否要提防有诈？” 副将谨慎地问。
“大势如此，诈从何来？” 杨嗣昌摇了摇头，“维也纳已下，瑞典臣服，丹麦乞和，意大利诸邦早已雌伏。整个北德，只剩他勃兰登堡一隅，兵微将寡，粮械两缺，民心离散。他若真想玉石俱焚，就不会派使者，更不会开城门。这是给自己，也是给勃兰登堡，找一条最不坏的生路。”
他顿了顿，命令道：“前锋骑兵旅，即刻过河，控制通往柏林的主要道路和沿途要点。主力按计划前进，但需加强戒备。通知腓特烈·威廉的使者，本将军接受其请。明日午时，于柏林城郊指定地点会面。令他轻车简从，不得携带过多卫队。”
“得令！”
杨嗣昌的目光再次投向东方。森林依然沉默，但那种潜藏的敌意和挣扎，似乎随着这封请降信的到来，正在迅速消散。他知道，腓特烈·威廉的“归附”，绝不会像信中写的那么顺服，必然还有讨价还价，试图为普鲁士保留尽可能多的元气和自主。但那都是细节了。大局已定，北德最后的、也是最有实力的抵抗者，已经低下了头颅。剩下的，不过是在胜利者划定的框架内，进行一些无伤大雅的博弈。
明军的洪流继续东进，穿过勃兰登堡的原野和森林，目标直指柏林。这一次，不再是征服，而是真正的武装行军，是去接受一座城市、一个邦国的正式臣服。欧洲大陆的腹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被纳入大明的军事控制之下。抵抗的星星之火，尚未燎原，便已在这席卷一切的铁流面前，无声熄灭。
八月初，南法，里昂，原大主教宫
与北德的肃杀和北欧的屈辱相比，南法的里昂却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甚至略带喧嚣的“繁荣”。夏日的阳光照耀在罗讷河与索恩河交汇处的这座城市，码头上船只往来比往日似乎更加频繁，只是其中多了不少悬挂日月旗或特殊通行旗的明军运输船和巡逻艇。
原大主教宫，如今是明军南线兵团的行辕所在。常延龄没有像杨嗣昌那样继续进军，他的任务本就是巩固南线，震慑意大利，并利用南法的富庶为大军提供后勤支持。此刻，他正在装饰华丽却不失庄重的大厅内，接见一队风尘仆仆的使者。
使者来自意大利半岛的各个角落：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三世的特使带来了最新一批的“艺术贡品”和商业优惠清单；热那亚共和国的代表小心翼翼地呈上港口特许经营权的修订方案，并暗示可以协助大明处理在欧洲的金融事务；萨伏伊公爵的使者则再次重申了严守中立的立场，并“恳请”明军不要越过阿尔卑斯山现有控制线；甚至还有来自教皇国的一位低级神职人员（以“私人”身份），带来了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对“当前局势的深切忧虑”以及对“保护教会财产和信徒安全”的隐晦请求。
常延龄一身轻便的夏常服，坐在主位，听着通译将各方诉求一一转译，脸上带着一种平静的、近乎慵懒的神色。他偶尔问一两个问题，大多关于具体细节，如粮食产量、港口吞吐量、道路状况等，对于政治上的表忠心或求庇护，只是微微颔首，不置可否。
“诸位的意思，本将军都明白了。” 待所有使者陈述完毕，常延龄缓缓开口，“南欧的和平与稳定，亦是我大明所愿。只要各方谨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