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最前方，是数百骑剽悍的蒙古轻骑。他们身着各色皮袍，挎着角弓，背着箭囊，马术精湛，如同出笼的猎鹰，在主力大军前方数十里外游弋侦察。他们是冬季被明军以武力慑服、以财帛结好的漠西蒙古小部落战士，熟悉这片草原与森林交界地带的地理、气候，甚至与当地一些牧民有着远亲或贸易关系。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敌情、清理小股盗匪、寻找水源和适合扎营的地点，并利用自己的身份，与沿途遇到的零散牧民或村庄沟通（或威慑），为主力铺平道路。
紧随其后的是明军本部的精锐骑兵，盔甲鲜明，火铳与马刀在初春的阳光下闪着寒光。他们保持着严整的行军队列，即使在这旷野之中也丝毫不乱。
骑兵之后，是绵延的混合辎重队。那些改造过的马车和长雪橇发挥了巨大作用。宽大的车轮和光滑的橇底，使得它们在解冻后泥泞不堪的道路上，依然比传统的欧式重型马车行进得更加顺畅。车上满载着粮草、弹药、帐篷以及拆卸的轻型火炮部件。负责驱赶车辆的，除了明军工兵，还有许多被雇佣或征用的本地牧民，他们好奇而畏惧地打量着这支纪律森严的异国军队。
步兵在车队两侧和后方行进，背负行囊，枪刺如林。队伍中还有少量用于通讯和哨探的骆驼，它们高大的身影在队伍中格外显眼。
空中，一艘“海东青”飞舟如同巨大的银色鲸鱼，在低空缓缓巡航，为地面部队提供着方圆数十里内的视野。它的出现，往往引起当地牧民和远处村庄的一片恐慌和跪拜，被视为神迹或魔物。
这样一支军队的出现，对于波兰-立陶宛联邦东部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区而言，不啻于一场天灾。消息如同野火般蔓延开去。关于“东方魔鬼”、“骑着骆驼和飞龙的军队”、“来自冰雪之地的庞大部落”的可怕传言，迅速超越了实际军队的推进速度，制造了广泛的恐慌。
沿途的小贵族庄园、村庄、小镇，大多选择了不抵抗。当看到天上游弋的“飞龙”（飞舟）和地平线上那支无边无际、装备奇异、纪律严明的大军时，任何抵抗的念头都消散了。地方官员或领主在蒙古向导或明军通译的喊话下，战战兢兢地打开大门，奉上有限的粮食、草料，并被告知“大军只求通过，购买给养，绝不侵害顺从者”。明军也确实做到了，他们用带来的银币、丝绸、瓷器（作为高级货币）购买所需，对没有武装的平民秋毫无犯，与传说中烧杀抢掠的鞑靼人或哥萨克截然不同。但这种“秩序”本身，带着一种冰冷的、非人的威慑力，比粗暴的抢劫更让人心底发寒。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选择顺从。
在进入西里西亚地区，靠近一座名为格沃古夫的小城时，明军遭遇了第一次像样的抵抗。该城的领主，一位忠于哈布斯堡皇帝的西里西亚小公爵，集结了约八百名征召兵和百余骑士，试图依托城墙和一条结冰不久的小河进行防守。他或许听闻过明军的厉害，但认为那只是针对德意志西线主力，自己这支“偏师”未必有多强大，况且守城总有一战之力。
杨嗣昌甚至没有让主力停下。他派遣了一个千人步兵团，在五门轻型“霹雳”炮和两百蒙古骑兵的配合下，处理这次“麻烦”。
战斗在午后开始，太阳偏西时结束。明军没有进行任何劝降的尝试。炮兵在蒙古骑兵的掩护下迅速前出，在守军弓箭和火绳枪射程之外架好火炮。三轮精准的炮火覆盖，就将那段木石结构的城墙轰开一个缺口，并摧毁了城门楼。步兵随即在哨烟的掩护下发起冲击，后装步枪的连续火力完全压制了城头稀稀拉拉的反击。蒙古骑兵则涉过冰冷的河水，从侧翼包抄，用弓箭射杀试图出城冲击炮兵阵地的骑士。
当明军步兵挺着刺刀冲入缺口时，守军的士气彻底崩溃。小公爵在亲兵保护下试图从另一侧城门逃跑，被外围游弋的蒙古骑兵追上俘获。整场战斗干净利落，明军伤亡轻微。破城后，杨嗣昌下令，将抵抗的小公爵及其主要军官当众处决，其家产抄没（部分分给有功将士，部分充作军资），但严禁士兵劫掠普通市民，只征用了官仓的存粮。同时，张贴安民告示（由通译宣读），宣布此城现由大明军队“保护”，顺民各安其业。
铁血与怀柔并施。格沃古夫的命运如同一个血腥的样板，迅速传遍了周边地区。接下来的路程，抵抗变得更加零星，甚至出现了村庄主动派出代表，带着食物和向导，恳求大军不要进入，他们愿意提供所需的一切。杨嗣昌的“快速穿越、震慑为主、避免攻坚”的策略，得到了完美的执行。北海明军如同一把烧红的烙铁，在德意志东部相对空虚的腹地，犁出了一道令人胆寒的痕迹。恐慌，正以比军队行进更快的速度，向着维也纳，也向着正在西部鏖战的帝国军队后方蔓延。
四月初，波西米亚与巴伐利亚交界，森林边缘
陈镇岳和他的三千铁骑，此刻正像一群疲惫却依然目光锐利的狼，潜伏在一片茂密的山毛榉和冷杉混合林地的边缘。他们已经离开喀尔巴阡山险峻的小径一周了，穿越了匈牙利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