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他去银行查账。股票转出的5175元已经到账了。他把邮储的2400元取出来，又把建行的5000元转到农行卡里。这样，农行卡里总共有元。
他留了1000元作为生活费，把其余的元全部取出来。厚厚的一沓钱，柜员数了很久。周围有人看过来——在2003年，一次取一万多块钱，不算小数目。
钱用报纸包好，放进背包最里层。背着这些钱走在街上，吴普同感觉每一步都很沉重。这是他和马雪艳省吃俭用攒下的，是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盼。现在，它们将变成医院的缴费单，变成药，变成父亲的康复希望。
值得吗？他问自己。
值得。毫无疑问。
经过证券公司时，他抬头看了一眼那个招牌。曾经，他抱着赚钱的幻想走进去。现在想来，那些对股价涨跌的焦虑，对几分钱盈利的欣喜，多么渺小，多么可笑。
真正的压力不是股价跌了几分钱，而是医院的缴费单上又多了几千元。
真正的危机不是股票被套，而是亲人躺在病床上，而你不知道钱从哪里来。
回到家，马雪艳已经做好了晚饭。简单的白菜炖粉条，没有肉。两人默默吃着，电视开着，但谁也没看进去。
“姐的钱明天能到。”马雪艳说，“我查过了，跨行转账一般24小时内。”
“嗯。”吴普同扒了口饭，“我明天回医院，把这些钱交上。”
“我跟你一起去吧，请假一天。”
“不用，你上班吧。请假扣工资，现在能省一点是一点。”
马雪艳没再坚持。她知道吴普同说得对。
夜里，吴普同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起缴费单上的数字，想起存折上越来越少的余额，想起欠姐姐的一万五千块钱，想起下个月的工资可能会减少……
中年危机。他第一次真正理解这个词的含义。
不是事业瓶颈，不是婚姻问题，而是那种被现实四面夹击的感觉。上有生病的父亲需要照顾和巨额医疗费，中间是自己和妻子要维持生计，未来可能还要考虑孩子。像三明治的夹心，被生活的重担紧紧挤压，喘不过气。
可又能怎么办呢？
他想起父亲年轻时，为了养家，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母亲说，父亲在砖窑厂干活时，夏天窑里温度四十多度，他一天要搬几千块砖，衣服能拧出水来。冬天冷得刺骨，手冻裂了，缠上胶布继续干。
现在，轮到他了。
吴普同轻轻起身，走到窗前。外面夜深人静，只有远处马路偶尔有车经过。路灯的光晕里，能看到细微的尘埃在飞舞。
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生病，父亲整夜守着他。上中学时住校，父亲每个月都去学校看他，带煮鸡蛋，带家里腌的咸菜。结婚时，父亲把攒了好久的钱给他，说：“爸没本事，就这么多。”
这些画面，一幕一幕，在黑暗里清晰起来。
父亲这一生，太苦了。现在病了，他作为儿子，必须扛起来。
第二天一早，吴普同坐最早的车回县城。车上人不多，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田野。雪化了，大地露出本来的颜色，一片灰黄。远处的村庄冒着炊烟，偶尔有农人在田里走动。
这就是生活吧。有突如其来的打击，也有缓慢的坚持。有医院的消毒水味，也有家里的饭菜香。有父亲的重病，也有妻子的支持。
到了医院，父亲正在做康复训练。家宝扶着他，在走廊里慢慢走。父亲的右腿还是不听使唤，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但他坚持着，额头上都是汗。
“爸，休息会儿吧。”吴普同走过去。
父亲摇头，继续走。一步，两步，三步……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大概二十米，走了将近十分钟。
走到尽头时，父亲靠在墙上，喘着粗气。但吴普同在他眼里看到一种光，一种不肯认输的光。
他突然明白了：父亲在战斗。与病魔战斗，与时间战斗。而他，作为儿子，必须提供弹药——钱，就是弹药。
他去缴费处，交了一万块钱。收费员数钱的时候，周围的人都看着。一万块，厚厚的一沓，在窗口里哗哗地响。
交完费，他拿到一张新的收据。上面的数字让他稍微安心了些：预交款余额，两万八千七百元。
听起来不少，但吴普同知道，这些钱在医院的账上，可能撑不了一个月。
回到病房，父亲已经躺下了。家宝在给他按摩腿。
“哥，你回来了。”家宝说，“爸今天走了五十米，比昨天多十米。”
“好。”吴普同坐在床边，看着父亲，“爸，你真厉害。”
父亲看着他，嘴唇动了动：“钱……又……交……”
“钱的事你别操心。”吴普同说，“你只管好好康复。钱我们能挣。”
父亲闭上眼睛，眼角有泪滑下来。
吴普同握住父亲的手。那只手很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