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岸。

    西海岸，某沿海小镇，乔治家的屋顶

    乔治和他的妻子玛丽，以及几个惊魂未定的邻居，正挤在阁楼里，守着那台依靠汽车蓄电池勉强工作的老旧收音机。当他们从嘈杂的电流噪音中，清晰地捕捉到那段用冰冷但清晰的中文和英语重复播放的通告时，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爆发出劫后余生般的哭喊和祈祷。

    “上帝啊！他们……他们听到了！他们同意了！” 玛丽捂住嘴，眼泪奔涌而出。

    “快！快去找红色的东西！什么都行！床单、衣服、油漆！”乔治第一个反应过来，像弹簧一样跳起来，冲下楼。

    整个小镇，凡是还能接收到广播的人家，都陷入了类似的疯狂忙碌。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人们翻箱倒柜，找出所有红色的织物——结婚时的红毯、圣诞节装饰的红布、甚至女人们的红裙子。来不及制作巨大标记的，就把红色的衣服绑在长长的木杆上，拼命插上屋顶、烟囱、或者院子中央。没有红布的人家，急得团团转，甚至有人试图用番茄酱或自己的鲜血在床单上涂抹。

    “红色！必须是红色！广播里说了要清晰！” 乔治站在自家屋顶，一边用钉子固定着一面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褪色严重的星条旗（他特意将红色条纹部分朝外），一边朝着隔壁还在犹豫用蓝色毯子的邻居大吼。

    一种奇特的、自发的监督机制也在形成。人们互相检查邻居家的标记是否足够显眼，是否符合“红色”和“非军事”的定义。

    然而，这种脆弱的“希望”并未持续太久。小镇边缘，那家为军方生产简单枪械零件的小型工厂（主要工人早已逃散，但设备仍在）的管理者，一个名叫汤姆的中年男人，眼珠一转，也指挥着仅剩的两个亲信，试图将几面临时找来的红色旗子插上工厂低矮的厂房屋顶。

    这个举动立刻被附近眼尖的居民发现了。

    “汤姆！你在干什么？！” 曾经在工厂工作过的老焊工约翰，隔着街道愤怒地喊道，“你不能把红旗插在那里！那是兵工厂！广播里说了，不能用标记掩护军事设施！”

    “滚开，约翰！” 汤姆不耐烦地挥手，“这里早就停产了！就是些破机器！插上旗子，龙国飞机就不会炸这里，我们大家都安全！”

    “你放屁！” 另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尖声指责，“龙国人不是傻子！他们有侦察机！万一他们发现这里被标记了，却还有机器，他们会认为我们全镇都在骗他们！到时候就不是炸你一家工厂，是无差别轰炸！是杀光我们所有人！你想害死大家吗？！”

    越来越多惊惶的居民围了过来，群情激愤。乔治也从屋顶爬下来，加入指责的行列：“汤姆，把旗子拿下来！立刻！你想让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所有人的性命，给你那个破工厂陪葬吗？！”

    “对！拿下来！”

    “不能连累我们！”

    “把他赶出去！”

    在生存压力下，平日里或许只是点头之交的邻居们，此刻结成了最严厉的监督同盟。他们不在乎那工厂是不是真的完全停产，他们在乎的是那个“君子协定”的纯粹性，那是他们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任何可能玷污、破坏这个协定的行为，都是对全镇人生命的直接威胁。

    汤姆看着周围一双双愤怒、恐惧乃至疯狂的眼睛，又抬头看了看天空中可能随时出现的、带着死亡啸叫的黑点，最终悻悻地咒骂了一句，示意手下把刚刚插上的红色旗子扯了下来。

    小镇暂时恢复了针对标记的“纯洁”。红色的布条、床单、旗帜，在微风中飘动，像一片片卑微而倔强的求生印记，指向天空，也指向远方那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庞大舰队。这脆弱的、基于恐惧和最低限度互信的“红色协定”，在加州的海风中摇曳不定。它能否真的换来生存空间，取决于双方——尤其是弱势一方——能否以最大的诚实和恐惧，去维系这丝无比脆弱的底线。而对于龙国舰队而言，这既是人道主义的彰显，也是一种更精密的心理战与情报筛选工具——敢于诚实标记的，或许是真正想求生的平民；而那些试图浑水摸鱼的，则将面临最冷酷的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