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主义”地允许了部分战俘与家人通信，甚至接收有限的包裹。这一政策，对于深陷绝望的战俘及其家族而言，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信件的内容，却让东京的华族宅邸里响起了惊恐和愤怒的啜泣与咆哮。那些出身贵族家庭、在军队中担任军官的子侄们，在信中哭诉着他们在北方军战俘营中的“非人”遭遇：

    “父亲大人，救救我！他们……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军官每日例行的‘耳光问候’从未间断，我的脸……已经很久没有消肿过了！”（北方军打军官耳光的“传统”果然名不虚传）

    “一天只有三个粗糙的窝窝头，清水都限量！还要从事繁重的劳役，修建铁路，从早到晚……我的双手满是血泡和老茧。”

    “他们允许我们写信了，但这更像是另一种折磨，让我们清醒地感受这份屈辱和痛苦！我不想死在这里，但再这样下去，我恐怕……”

    这些信件，将北方军战俘营里系统性的羞辱、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赤裸裸地呈现在了那些原本还能用“为天皇尽忠”、“光荣战殁”来麻痹自己的贵族家庭面前。尤其是“打耳光”这项专门针对军官的“待遇”，对于极其看重面子和身份的日本贵族而言，简直是比死亡更难接受的奇耻大辱。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所谓的“武士道尊严”。这些贵族子弟在信中无一例外地哀哀求告，恳请家族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尽快将他们从那个“地狱”里赎回去。他们发誓，只要能回去，此生绝不再踏足龙国土地，甚至有人暗示愿意放弃军职、远离政治。

    家族的力量开始动员。议员在国会质疑，华族元老私下向内阁施压，甚至有财力雄厚的家族开始试图通过瑞士等中立国渠道，打听“赎人”的可能性与价码。这股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压力，远比平民的请愿更让军部和内阁坐立不安。

    军部和大本营的头头脑脑们，此刻面对的压力是双重的：一边是北方军明码标价、全球围观的公开催债，另一边是国内日益高涨、且加入了贵族力量的赎回呼声。继续装聋作哑、冷处理？平民的愤怒或许可以镇压，但贵族阶层的不满，却可能动摇统治根基。那些信件里描述的惨状若进一步公开，对军队士气和国民信任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可是，答应赎回？且不说天知道赵振会开出怎样的天价（很可能包括日本急需的战略物资或巨额黄金），单是“向敌人付费赎回战俘”这一行为本身，就等于向国民、向世界公开承认了关东军的彻底失败和北方军的绝对优势，这对军部的威信和“皇军无敌”的神话将是致命一击。更何况，二十七八万人的赎金，绝对是国库难以承受之重。

    于是，东京陷入了一种更加诡异而焦灼的僵局：民间与部分统治阶层“赎人”的声浪越来越高，而掌握决策权的军部高层却陷入沉默，仿佛那封明码电报和国内沸腾的民意都不存在。但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沉默能维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