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眼中泛起泪光：“上月我去淮北巡视，一个老农拉着我的手说，自从有了逍遥医馆，他孙子发热三日就治好了，要是在从前，只能听天由命。他孙子今年八岁，聪明伶俐，已经在学堂读书了。老农说着说着就哭了，说他们家三代没出过读书人，现在孙子能识字，能算数，将来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杨康的眼泪终于落下来：“师父，那一刻我觉得，这一生值了。所有的骂名，所有的算计，所有的深夜独坐、辗转反侧，都值了。因为我救了一个孩子，改变了一个家庭，也许……还会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
李莲花拍拍他的肩，没有说话，只是递过一块手帕。
那夜我们聊到很晚。杨康说了很多新政的细节：如何平衡朝堂各派势力，如何争取皇帝的支持，如何应对金国、蒙古的刺探与拉拢，如何在地方推行改革而不激起民变……
他说得很细，就像在交代后事。也许他确实是在交代——他知道我们要走了，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永别，所以想把三十年的心得，都告诉我们。
最后，他说：“师父，师娘，康只有一个请求：无论你们去到哪里，都请记住，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叫杨康的人，曾经迷茫过，曾经走错过路，但最终……他走上了对的路。他没有辜负二位的教导，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也没有辜负……他自己。”
我们离开襄阳时，杨康送到城门口。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深深一揖，久久不起。
城墙上，郭靖和黄蓉也在。郭靖抱拳，黄蓉挥手。阳光照在他们身上，一个沉稳如山，一个灵动如水。
这就是襄阳，这就是我们改变过的世界的一角。
三、临安之变
离开襄阳，我们继续南下。
越往南，沿途的变化越明显。村庄更密集，道路更平整，茶棚、驿站更多。几乎每一个稍大些的村镇，都能看到逍遥医馆的招牌——有的是官办的，有的是民办官助的，但无一例外，门口都挂着木制的莲花标志。
十日后，我们抵达临安。
这座南宋都城的变化，比襄阳更加惊人。
当年我们初到时，这里虽为都城，却处处透着末世般的奢靡与颓废。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百姓生计艰难，贫富差距如天堑。街道上，华美的马车与乞讨的流民并存，酒楼里歌舞升平，巷尾处饿殍遍野。
如今的临安，街道依然繁华，商铺林立，行人如织，但那种浮华之气淡了许多。街道干净整洁，每隔百步就有公用的垃圾桶——那是逍遥工学馆设计的，分“可燃”“不可燃”“可回收”三格，旁边贴着简单的分类说明。
城东的逍遥总院，比三十年前扩大了十倍不止。白墙青瓦的建筑群依水而建，大门上方悬着御赐的“惠泽苍生”金匾，阳光下熠熠生辉。
院外，每天都排着长队——有看病的百姓，有送孩子来学堂的家长，有来采购药材的商贩，还有来请教学问的读书人。秩序井然，有专门的弟子维持秩序，为老弱妇孺提供座椅和热水。
我们隐去容貌，以普通游医的身份，在总院坐了三天诊。
总院的掌院是逍遥派第三代弟子，姓陈，四十多岁，医术精湛，为人谦和。听说有两位从终南山来的游医愿意坐诊，他很高兴，安排我们在“寻常科”接诊——这是接待普通百姓的诊室，病人最多，病情最杂。
第一天，我们看了五十七个病人。
有咳嗽不止的老农，有腹痛难忍的孩童，有产后虚弱的妇人，有劳作受伤的工匠。每一个，我们都仔细问诊，认真把脉，开方时再三斟酌——既要有效，又要考虑病人的经济状况，尽量用常见药材，简化炮制方法。
一个中年妇人带着发烧的儿子来看病。孩子约莫七八岁，小脸烧得通红，呼吸急促。我把脉后，发现是风寒入里化热，兼有食积。
“这几日给孩子吃了什么？”我问。
妇人焦急地说：“没吃什么特别的，就是前日他爹从集市上买了只烧鸡，孩子贪嘴多吃了些，夜里就开始发烧。已经两天了，灌了几碗姜汤也不见好。”
我开了一剂“麻杏石甘汤”加减，又配了些消食的山楂、神曲。开方时特意嘱咐：“这药煎服后，让孩子稍微出点汗就好，不要捂得太严实。这两日饮食清淡，喝些粥即可。”
妇人千恩万谢，拿着方子去抓药。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对李莲花低声说：“若是三十年前，这样的孩子，很可能因为治疗不当转为肺炎，甚至夭折。”
李莲花点头：“现在至少有了规范的治疗，有了可及的药材，有了懂医的娘亲——那妇人虽然焦急，但描述病情清晰，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带孩子来看病了。这就是医馆普及的意义。”
第二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