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中，半数以上被各级官员克扣，实际用于练兵的不足三成。

    而且编制混乱，各镇抽练的士兵多为原有各镇营兵的“精锐”，却未形成独立编制，仍由原将领统辖。

    最后便是战略分散，七十万的数字虚夸不实，实际可战之兵仅约二十万左右，且分散于长城沿线和中原各地，难以形成合力。

    但最重要的是，皇帝虽一心想改革扩宽财路，但不敢触动宗室、士绅、宦官的利益，宗室岁禄每年超三百万两，却不缴一文税；阉党、东林党官员多兼并土地逃税，只能持续压榨最弱势的底层百姓。

    新增的七百三十万两练饷，完全由自耕农、小商贩承担，按“亩加九厘”征收。

    辽饷五百二十万两加剿饷三百三十万两，再加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计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相当于朝廷原财政收入的一点五倍。

    一时间百姓耕者无田，织者无梭。

    ……

    崇祯十二年五月，朝堂内外皆知随着杨凡京畿、乐陵大败建奴，阵斩真奴近超万五之数，已占建奴可战人口二至三成。

    再加上凯旋军阵斩的汉军、蒙八旗，清军已是元气大伤。

    建奴以往以战养战，如今劫掠所获更是锐减，据辽镇塘报，辽东建奴物资储备难以为继。

    此等情况下，以往没人敢提的平辽略，现在朝堂上个个都成了诸葛再世，皆对平辽之策，有着自己心中的一番锦绣策略。

    在这个大环境下，朝廷急需能臣主持平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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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三饷叠加，亩加银至一钱以上，民穷财尽，相聚为盗，闯、献之徒，势如燎原。”

    《明史·食货志》：“练饷之加，本以剿寇，乃剿寇未平，而民已叛，盖赋重而民不堪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