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熊文灿接连招抚刘国能、张献忠、罗汝才等大股流寇，朝堂对此反应极大。
熊文灿的招抚政策从一开始就面临激烈反对。工科给事中沈胤培得知八贼张献忠受抚时上疏力谏，称“诸贼益轻王师，蔓不可制”，但未被采纳。
湖广巡抚余应桂多次警告张献忠“包藏祸心”，指出其在谷城“招纳亡命，购置器械”，并建议先发制人，但熊文灿反以“破坏抚局”为由弹劾余应桂，导致其被逮治下狱。
南京御史林兰友、给事中何楷等言官亦尖锐批评四正六隅主导者杨嗣昌“引古诬今”，认为其借招抚之名行妥协之实，甚至将招抚与“市赏”（对清议和）相提并论，直指此举将动摇国本。
但崇祯帝此时对杨嗣昌信任有加，对这些反对声音一概压制。
除杨凡外，大部分前线将领如左良玉则对招抚持观望态度，从未表态。
另一方面，郧阳抚治戴东旻等地方官虽对招抚疑虑重重，却因受制于熊文灿七省总理权势，只能暗中防范。
而崇祯对招抚政策的支持源于对“速胜”的渴望。
前几个月当熊文灿奏报他协调凯旋军在南阳、双沟捷报，及刘国能归降时，崇祯便是大喜。
随后不久，又得到洪承畴的奏报，称联军在南关彻底剿灭最大流寇闯贼，其中凯旋军杨凡出力不少，崇祯更加欢喜。
察觉到流寇在洪承畴、熊文灿、杨凡的萝卜大棒下，好似即将尽灭，于是他不仅下诏褒奖，采纳杨嗣昌建议，甚至在平台召对时称“招抚非示弱，乃为百姓计”，并默许熊文灿给予张献忠部谷城管辖权，以此速定。
这种态度在崇祯十一年五月，崇祯得知张献忠和罗汝才已经就抚后的诏书中尤为明显：“贼党既已输诚，当开其自新之路。尔等宜严饬地方官安插抚民，毋致流离失所。”
但随着弹劾的人多，皆奏报张献忠在谷城“拥兵自重，索饷无厌”，崇祯也察觉到事情并非熊文灿表面说的那般美好，其态度也跟着逐渐动摇。
他多次密谕熊文灿，让其“阴为防范”，并询问兵部“若张献忠复叛，当以何策应之”。
但熊文灿却为维护个人威望，始终坚称“献忠已悔悟，不足虑”，甚至在张献忠拒绝调动时，仍替其辩解“贼众新附，宜宽以时日”。
其后又说凯旋军杨凡可留一营驻扎于襄阳就地训练，同时可压制异心，如此可保万无一失。
得知此消息后，崇祯这才放下心来。
在罗汝才等九营按照熊文灿的要求正式举办归附仪式后，熊文灿朝京师奏称“十三家贼已平其十”。
随着闯贼、八贼、曹操、闯塌天或被全歼或降，流毒千里的流寇一时间降到了从未有过的历史低点。
海内也只剩下零散小寇不愿受抚，可他们又无法与官军抗衡，只能躲藏在山区中苟延残喘。
流寇为之一靖，周遭再无大股流窜流寇，于是杨凡在与熊文灿商议后，带着靖寇、破虏、归义、中军标营四个营返回重庆驻地。
而选锋营则在寇汉霄带领下，被杨凡安排驻扎于襄阳沿江，就地以此为辖区驻防训练。
六月，杨凡率军刚返回重庆，便收到了朝廷的封赏圣旨。
当初崇祯面对朝堂非议，力排众议相信了杨凡，并且用内币充了半数凯旋军的军饷，还为其两年靖寇三年平辽计划大开绿灯。
一直以来，崇祯在朝堂上也是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
但如今这两年未到，四海内的所有大寇或灭或降，剩余者皆是零散残部，困于山区之中艰难求活负隅顽抗。
可以说，杨凡已是完成了两年靖寇任务。
崇祯感觉自己在朝堂上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文武百官皆是夸赞他慧眼识珠、伯乐识马。
大喜之后，崇祯即再次将杨凡升为正一品左柱国将军，到了这个位置，杨凡的勋阶也就走到了尽头。
杨凡的正妻唐文瑜也被恩泽，被崇祯同步封为一品诰命夫人，赐五翟冠，大衫、霞帔，霞帔上绣云霞翟纹，大衫补仙鹤纹，这是仅次于皇后的凤冠翟衣。
且出行可乘四人抬暖轿，仆从持“诰命夫人”衔牌开道，普通百姓需回避让路。
若涉及诉讼，地方官员无权直接审讯，需先奏请朝廷，必须得褫夺封号才能进行审判。
即便获罪，一品诰命夫人可免予笞杖等肉刑，改以罚金或赎刑替代。《大明律》规定，五品以上命妇犯罪，“听赎”不可实刑。
而且在皇帝万寿节、册立太子等大典，一品诰命夫人可入宫朝贺，与皇后、皇妃共宴。皇后主持亲蚕礼时，一品诰命夫人可陪同祭祀，并在宴席中位列石阶之上，三品以下命妇则在阶下就餐。
诰命夫人的册封是家族荣耀的象征，其名号被载入族谱，子孙可凭此获得更多科举、联姻机会。
但诰命夫人的所有特权完全依附于丈夫的官职，也就是说，此称号与杨凡一荣俱荣，完全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