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孙传庭作为陕西巡抚，因与杨嗣昌政见不合，就赌气“托病乞休”摆烂不干，杨嗣昌煽风点火想要严惩，崇祯虽怒其“抗命”也是“斥为民，下狱三年”，后来因陕西军情紧急，又重新起用。
换臣多不等同于杀臣多，崇祯17年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官员任免频繁，容易模糊“革职致仕”与“诛杀”的界限。
实际据多部史料统计，50位阁臣中仅2人（周延儒、薛国观）被赐死，其余均为正常罢免，杀臣比例仅4%。
因明朝亡于他手，容易被用结果倒推原因，默认为亡国就等于君主昏庸，也等于滥杀大臣。
至于说他屡次误信奸臣、却看不到卢象升、孙传庭这等忠臣。其实是大多数人辨忠奸靠‘盖棺定论’的历史结果，而古代帝王却难辨身处的未完成局中。
忠臣与奸臣对于帝王来说，是不断变化的一种东西。就如曹操、曹丕如果长寿，司马懿也可以是曹魏势力从一而终的忠臣。
更典型的还有这么一个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民报》主笔，写“革命之成，必赖民力”的檄文唤醒民众。
1910年这人因不满革命党人“空谈”，带炸弹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后写下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举国震动，连清廷官员都赞他“风骨可嘉”。
此时的他如果真死了，那就是革命党人眼中铁打的“烈士”，是民众心中“为理想献身”的英雄。
但他当时没死，他名字是汪精卫。
在历史长河中，他在好、坏中反复横跳，时人根本难辨当下。
所以并非有什么绝对的忠臣、或是绝对的奸臣，英雄造时势、时事造英雄，每人一念之差，便会有失之千里，走向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在帝王眼中，忠奸是在不断变化的，在没有盖棺定论之前，一切也都不是绝对。
所以崇祯个人处置逻辑从来都是罪当其罚，而非猜忌即杀。据《明史·列传》《崇祯长编》统计，崇祯朝被杀的“三品及以上高官”仅11人。对比康熙盛世，据《清史稿》统计，康熙共诛杀二品以上大员22人，还不含鳌拜专权期间自行处决的8人。
乾隆盛世，更是诛杀二品以上大员53人，数量是康熙的2.4倍，崇祯的5倍。
其中乾隆典型案例是文字狱，胡中藻因“一把心肠论浊清”等诗句被处斩，鄂昌被赐自尽。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被乾隆判“大逆”，家族男丁处死，女性发配为奴。
甚至湖广总督塞楞额、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仅仅因为在皇后丧期剃了个头，也被乾隆赐死。
更别说什么战败这等罪过，保和殿大学士纳亲因金川之战失利被赐死，所谓乾隆盛世，诛杀贯穿整个统治期，后期尤甚，且罪名从反叛、贪腐扩大到文字诽谤、礼仪失当等，株连范围更广。
乾隆从宽仁到酷烈，思想控制登峰造极、诛杀手段随意性极强，大臣皆为其猪狗，更何况劳苦百姓？
而崇祯这一生莫名其妙成了这艘即将触礁的巨轮船长，面对腐朽的内部，他做了很多努力，但每件事情都在打击他的内心，没有任何事情如愿，人也变得偏执。
王朝暮落，积重难返。
非天纵英才不可中兴，但他却只是个能力平平的普通人而已，妄想用自己的勤勉和节俭去换一个更好的结局，妄想力挽狂澜。
杨凡的思绪被脚下传来的触感变化打断。
青砖变成了雕刻着云纹的丹陛石阶边缘。
他们已经走到了通道尽头，抵达建极殿南侧巨大的丹陛之下。领路太监引着他从西侧的石阶下方绕行，避开了丹陛中央那雕刻着蟠龙海浪的御道。
杨凡依旧低着头，只能看到巨大的白石基座和精美的栏板从眼前缓缓移过。
老师余音仿佛还在耳畔，“他接手的是一个烂到骨子里的摊子。”
“内有权贵蛀国，党争不断，外有后金寇边，频繁入塞劫掠。国内天灾人祸不断，流民四起……大明积两百多年的弊政，最终都压在了他的肩上。他有心振作，却无力回天，从来没有任何人真正将他的希望变成现实，只有不断噩耗和绝望包裹他……”
绕行至建极殿后方，穿过一道低矮的券门，不远处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广场。
领路的太监在此停下，与早已等候在此的另一名内侍低声交接。
杨凡也立刻停步，垂首肃立，他能感觉到，目的地就在前方不远处了。
那名负责平台引见的太监仔细验看了杨凡的印信相貌，确认无误后，才用极低的声音道：“杨将军，请随杂家来，万岁爷就在平台等候。切记，垂首、恭谨。”
“是，有劳公公。”杨凡回应，杨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