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首先面对的是“个性化”的核心悖论：如何在保证研究科学严谨性（如随机对照、盲法）的同时，实现对每位受试者高度个人化的干预？标准随机对照试验要求所有干预组受试者接受相同的处理，但这与“海渊”项目探索的核心理念——基于个人失稳模式的差异化干预——直接冲突。
与秦岚和钟原反复讨论后，他们决定采用一种折中但创新的“适应性随机化”设计。研究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所有入组患者（经严格临床诊断和筛选）首先接受标准化的“潮汐图”动态评估，生成个人化的“失稳模式画像”。基于现有“映射知识库”和专家共识，预先定义几种明确的“冲动控制失稳原型”（如“冲突监测过冲型”、“反应抑制延迟型”、“动机-认知脱节型”等），并建立将每位患者的“画像”归类到某个或某几个“原型”的客观规则（基于特征聚类算法和专家复核）。第二阶段：患者被随机分配到“个性化干预组”或“主动控制组”。个性化干预组的患者，将接受针对其所属“原型”预先设计好的一套干预信号方案（如针对“过冲型”的早期体感边界提示，针对“延迟型”的节律性同步光晕等）。而主动控制组的患者，则接受一套经过匹配的“通用性注意提示”信号，该信号不针对特定失稳机制，但能提供类似的外部刺激频率和强度，以控制安慰剂效应和单纯“外部关注”的影响。
“这样，我们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个性化（基于原型分类），又维持了组间比较的科学性（随机分配至不同干预策略）。”秦岚在讨论中分析，“当然，这只是一种逼近。理想的完全个人化验证，可能需要采用单案例实验设计或-of-1试验，但那对样本量和统计方法要求更高，适合作为后续深入研究。”
安可儿将这一设计思路详细写入方案，并附上了详细的“原型”定义规则、分类算法流程图和干预信号参数表。她还需要设计一套复杂的盲法程序：受试者不知道自己所接受的是个性化干预还是主动控制信号；负责日常实验操作和初步数据收集的研究助理也不知道分组情况（由独立的算法系统自动分配和呈现信号）；只有主要研究者（P）和负责最终数据分析的人员知晓分组，但在分析完成前，他们不接触未解码的数据。
接下来是评估体系。除了核心的行为表现指标（反应时、错误率、冲动性错误类型）和“潮汐图”特征变化，安可儿强化了多层次的功能性结局评估。她引入了简化的、针对ADHD成人日常功能的生态瞬时评估（EMA），通过手机APP，让受试者在研究期间，每日数次报告当下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冲动控制难度和任务完成情况。她还设计了实验室外的“近迁移任务”，模拟现实生活中的决策和计划场景（如模拟购物决策、时间规划任务），评估干预效果能否部分迁移到非实验室环境。长期随访点则设置在干预结束后一个月和三个月，评估效果的维持性。
“我们不仅要问‘干预是否改变了实验室任务中的脑电或行为指标’，更要问‘这种改变是否让受试者感觉在日常生活中更能掌控自己的注意和冲动，以及这种感知是否有客观依据’。”安可儿在方案中写道。
伦理考量占据了方案的重要篇幅。安可儿详细阐述了干预信号的“最小侵入性”原则，所有信号强度均经过前期测试，确保在意识阈值以下或边缘，避免成为新的认知负担。知情同意过程特别强调研究的探索性、非治疗性本质，以及受试者随时无理由退出的权利。方案还计划设立独立的数据安全与伦理监督小组，定期审查研究进展和不良事件报告。
钟原负责的方案技术附件则像一本精密的仪器说明书。他详细规定了数据采集设备的型号、校准程序、采样率、实时预处理算法及其参数、信号传输的延迟和丢包率容限。个性化干预信号的生成逻辑、触发条件、参数调整范围、以及整个控制系统的冗余备份和异常处理机制，都被严格定义。他甚至为“主动控制组”的“通用注意提示”信号设计了几套参数随机的算法，确保其“非特异性”。
“可重复性的基石，在于每一个细节的透明和可操作化。”钟原在附件开头写道。
整整三周，安可儿沉浸在方案细节的打磨中。她与秦岚、谭医生开了数次远程会议，反复推敲入组排除标准、临床评估工具的选取、以及与现有临床流程的衔接。与钟原和林婕则不断测试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模拟各种意外情况（如设备故障、信号干扰、受试者不适）的应对预案。她还查阅了大量关于适应性试验设计、盲法实施、生态瞬时评估方法学的文献，确保方案的方**基础坚实。
这期间，纪屿深很少直接干预细节，但他会在关键节点提出尖锐的问题：“你如何确保‘原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