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走路都跟赶火车似的，夹着书本匆匆忙忙。
图书馆的灯不到后半夜不灭，窗玻璃上映着一个个伏案的剪影。
哥哥张东伟的事儿，刘月娥一个字儿没跟他提，怕影响他学习。
今儿个是大课，世经、政经、经济管理三个班拢共百十多号人挤在大教室里。
因为人多，所以教室里暖烘烘的，窗玻璃上凝着一层白蒙蒙的雾气，外头的枯树枝成了模糊的影子。
系主任厉先生五十来岁，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子挽到小臂，露出块上海牌手表，表蒙子有些划痕。
他讲课不爱照本宣科，粉笔灰扑簌簌扬起，在从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里打着旋儿。
“年光久的‘傻子瓜子’，到底有没有问题？”
厉先生把课本往讲桌上一搁，发出“啪”的一声轻响，“这算不算……尾巴？”
他故意在“尾巴”两个字上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
这年月，能公开议论这种登上各大报纸的话题，学生们只觉得血管里的血都热了几度。
前排几个男生脖子都涨红了，交头接耳，声音一个比一个高。
“我觉得是....”
世经班的班长陈启航腾地站起来。
他是干部子弟，说话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劲儿，右手在空中一挥，充满气势。
“马克思的...告诉我们，超过八人，就属于……生产关系，就是不对！”
“在理！”有人应和。
陈启航嘴角瘪了瘪，有些不屑。
他们哪里懂得下面人心中的迫切？
黄宗坐在张东健旁边，用胳膊肘碰了碰他，压低声音道：
“瞧见没？又来了，属他最闹腾。”
他和陈启航有些不对付，瞧不上对方用鼻子看人的劲，所以语气里满是讥诮。
张东健没接话，只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他盯着自己笔记本上画的一个瓜子图案，旁边潦草地写着“十二人”、“八人”几个数字。
凭什么？就凭多几个人就是……尾巴？
黄宗靠近张东健，问道：“你怎么看？”
台上，厉先生依旧在微笑，端起桌上的茶缸抿了一口，目光巡视下方，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他知道这些年轻头脑里的火花，有时候比课本上的铅字更珍贵。
“我在想，”张东健的声音不高，但清晰，
“为啥七个人就是劳动互助，八个人以上就是兔子尾巴？这线是谁画的？拿什么尺子量的？”
黄宗眼睛一亮，猛地一拍大腿：“说得在理啊！”
他蹭地站起来，嗓门亮堂得全教室都听得见：“厉先生，我们认为这说法不对！”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过来。
陈启航转过头，眉毛挑得老高，那神情分明在说：你黄宗又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黄宗不怵，他清了清嗓子：
“年光久的瓜子解决了当地十几口人的饭碗，老百姓排队买他的瓜子，是因为他炒得香，货真价实。这怎么就成了兔子尾巴？
照这么说，咱现在到处新起的三产服务社，街道办的小工厂，算怎么个性质？”
教室里静了一瞬，随即响起更大的议论声。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厉先生放下茶缸，示意黄宗坐下。
老先生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却没写字。
他转过身，目光在教室里缓缓移动，最后落在张东健身上。
刚才黄宗站起来前，分明是跟这个沉默的学生交流过。
“张东健同学，你刚才和黄宗同学耳语，想必也有想法。站起来说说？”厉先生的声音平和。
全教室的目光又一次聚焦过来。
张东健他稳了稳心神，站了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拖出轻微的声响。
“要说年光久，我们先说说他炒的瓜子为什么叫傻子瓜子？而不是疯子瓜子或者是棒槌瓜子？”
张东健话音刚落，教室里传来一片哄笑声，紧张的气氛松动了一些。
厉先生也觉得这论调颇为有趣，他抬手制止了笑声，示意让张东健细说。
张东健也不怵，慢慢说道：
“我查过资料，年光久今年42岁，是个文盲，因为从小反应有些慢，街坊邻居都叫他傻子，这是傻子瓜子名称的由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同学们：
“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大家想想，一个被叫做‘傻子’的人，怎么能够在做到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能养活其他人？”
张东健话音刚落，教室里传来一片嗡嗡声。
有人小声辩解道：“是，他生活有难处，可以找老乡帮忙。但不能走歪路。”
“这位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