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某一天，刀锋会转向不该指的方向。

    苏琬在整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奏报、书信、乃至民间流传的海客谈资时，深感问题的复杂与深刻。她提笔在史稿中论述道：

    “永昌中，裂土海外，四藩既立，倏忽数载。其始也，朝廷视之，如臂使指，虽万里之遥，诏令朝发，而夕期其奉。然岁月既往，情势渐异。地理之悬隔，如天堑难逾，政令之往复，动辄期年，致使中枢之权，日削于重洋；藩国之柄，暗长于草莽。此势也，非尽人力可逆。

    “观四藩之情状，已现‘新唐’、‘旧唐’分野之兆。所谓旧唐，根植中土，礼乐刑政，千年一脉，其民安土重迁，诗书传家。所谓新唐，散处八荒，或临瀚海，或处莽原，其治不得尽循旧章，其民不免交融蛮俗，其风渐趋务实开拓。金山重利而轻文，澳洲求稳而缓进，南洋通商而兼融，路径已分，特色渐显。

    “朝廷所患者，非仅藩王坐大，更惧其民离心。今之海外唐人，首代犹怀故土之思，然其子若孙，生于斯，长于斯，所见者异兽奇木，所闻者波涌风啸，所习者与土人角逐、与山海相争。彼等心中，‘大唐’二字，恐将渐从血浓于水之故国，化为典籍传说之符号，或权威册封之来源。此文化认同之漂移，其力无形，其变也渐，而其患也深。

    “经济之链，亦生龃龉。朝廷欲控商路之利，藩国思自辟财源；中枢虑金涌伤本，藩王急功近利。血脉相连，而利字当头，温情之下，博弈暗生。

    “至若甲兵之务，尤为两难。不使之强，则无以镇遐荒、拓新土；使之过强，则恐成割据之资，重蹈汉末州牧、唐季藩镇覆辙。海外之师，御外侮则为帝国干城，生内衅则成心腹大患，其权其界，何以制衡？

    “故今日之局，非旧唐吞并新唐，抑或新唐脱离旧唐之简单抉择。实乃一树既生，根干在中原，而枝叶蔓延于四海。枝叶受异域之风土雨露，其形其性，必与根干稍异。强求同一，则枝叶恐萎；任其疯长，则恐损根本。所求者，当是根深干壮以固本，叶茂枝荣以华外，虽有形异，而气相联，血脉通。然何以通？何以联？靠三年一贡之使节耶？靠万里辗转之诏书耶？靠日渐稀薄之乡情耶？靠利害相关之商贸耶？此诚永昌之后，庙堂诸公所当殚精竭虑、深谋远虑之第一等大事也。

    “或可效周之故事，定朝觐、贡赋、征伐、嗣立之制，予其自治，而收其大宗。或可创制新规，设海外都护、巡检御史，常驻监临，岁岁轮换。或可强其文教，广设学宫，科举之制，兼收藩国士子，使英才入毂，心向中枢。或可通其婚姻，令宗室女嫁于藩国，藩王子弟入质于朝，以固血缘。

    “然凡此种种，皆需大智慧、大魄力，更需时势机缘。稍有不慎，宽则纵，严则叛，祸乱立至。新唐与旧唐，此一体两面，此唇齿相依，亦此安危相伏。其关系之界定，非一纸诏书可定，乃需数代人之磨合、碰撞、妥协，乃至流血，方能渐成新制。此永昌海外分封之长策，所衍生之最大、最艰之课题，其解答，或将决定未来数百年华夏世界之格局。”

    苏琬搁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望向窗外。秋叶飘零，而她的思绪，却已飞越重洋，仿佛看到了“新长安”城外那些正在学习骑乘袋鼠（如果可能）的孩童，看到了“金州”河畔那些眼中只有金砂的淘金者，看到了星洲港内那些说着混杂语言的商人……他们，还是“唐人”吗？或者，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海外唐人”？而洛阳的朝廷，又将如何定义、如何对待这些血脉同源、却已身处天涯的同胞？

    这个问题，如同殿外渐起的秋风，带着凉意，弥漫在帝国的中枢，也萦绕在每一个思考帝国未来的人心头。“新唐”与“旧唐”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未来的道路，是渐行渐远，还是以某种新的方式，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无人知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