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为之一变。
“好男儿志在四方”，这句古语，在永昌中后期，被赋予了崭新而极具诱惑力的内涵。以往，平民子弟的“志在四方”，多是投军边塞以求军功，或读书科举以取功名，道路相对狭窄。而如今，一条全新的、充满风险但也可能带来巨大机遇的“出海闯荡”之路，呈现在世人面前。
朝廷有意无意的宣传（通过邸报、说书、官府文告），将海外描绘成一片“充满机遇的新天地”。澳洲是“土地平旷，沃野千里，授田百亩，永为己业”；美洲是“金玉遍野，河沙流金，勇者可得富贵”；南洋藩国是“商机遍地，香料盈室，智者能致巨富”。这些描述虽有夸大，但结合少量成功者的传闻（哪怕有些是编造的），对帝国底层那些缺乏上升通道的年轻人、对渴望改变命运的家庭，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
社会风气悄然转变。以往被视为“贱业”、“险途”的航海、经商，地位有所提升。勇毅、开拓、冒险的精神，开始与传统的“耕读传家”、“诗书继世”价值观并存，甚至在沿海地区形成一股新的风尚。许多家族在分家时，除了留长子守祖业，可能会鼓励次子、三子“出海闯一闯”。一些落魄士人、不得志的武者，也将其视为新的出路。这股风气，不仅疏解了社会底层的不满，也为帝国持续不断地向海外输送人力、智力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边疆与内部治安压力，得到转移。
以往，帝国精锐的府兵、边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北方草原、西北吐蕃、东北契丹等传统边患。大量军事资源和优秀将领被牵制在漫长的陆地边境线上。而如今，海外开拓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军事贵族子弟、富有冒险精神的军官、以及渴望军功的中下层武士的注意力。水师地位空前提高，精通水战、海图的将领变得炙手可热。许多原本可能在内部叛乱或边镇割据中寻找机会的“不安分”武力，现在有了一个“合法”且荣耀的宣泄口——为藩国开疆拓土，为帝国扬威海外。这不仅减少了内部军事力量可能对中央构成的潜在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陆地边疆的兵力配置压力（虽然主要边军并未削弱，但社会上的尚武资源被分流了）。
此外，大量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分子（破产农民、失业流民、江湖亡命）被移民海外，也直接减少了帝国腹地的治安压力。地方官府的案牍劳形，某种程度上得以减轻。
当然，这种“压力减缓”并非毫无代价，也非一劳永逸。
苏琬在史稿中，以冷静的笔触分析道：
“永昌裂土海外，于本朝政局民生，确有纾解之效，恍若久病之体，得遇良方，气血为之一畅。其利显见者三：一曰解嗣位之争。诸王远镇，东宫遂安，庙堂之上，攻讦渐息，君臣得以专心政事。二曰泄人口之压。无地之民、桀骜之徒，浮海求活，中原旷土稍增，闾里讼斗略减。三曰开利源之风。黄金香料之诱，新土奇货之希，激扬商贾之胆，开拓黔首之心，社会活力为之一振。
“然，”她笔锋一转，墨色显得凝重，“此非长治久安之策，实为转嫁矛盾、延时续命之方。所泄之压，非消弭也，乃转移也。诸王外放，嫡庶之名分虽定，然血脉之联系难断。假以时日，海外坐大，财力兵甲渐丰，彼时是藩屏耶？抑或敌国耶？汉初七国之乱，晋世八王兵燹，岂非前鉴？此隐患一也。
“移民实边，固可解近渴。然汪洋险阻，水土难服，十之三四毙于途，其存者亦多怨望。倘藩国抚驭不当，苛政虐民，或遇大灾强敌，则溃散之众，或为盗匪，或投土蛮，反噬故国，亦未可知。且精壮流失，日久恐伤本土之元气。此隐患二也。
“重海贸，兴舟楫，固是富国之途。然利之所在，人心趋鹜，恐本末倒置，使农桑之地日蹙，奇巧之技风行，人心趋于浮华，慕于暴利，敦厚俭朴之风渐堕。更兼海商豪强，结交藩国，势力坐大，渐成尾大，朝廷恐有制之不及之虞。此隐患三也。
“故永昌之政，以海外之开拓，纾本土之困局，确为高明手筋。然治国如弈棋，一招活，则全局变。旧疾或缓，新患已萌。如何使藩国永为藩篱，而不成疮痈？如何使移民化为基石，而不生怨戾？如何使海利滋养国本，而不蚀根基？此三者，乃后永昌之世，君臣所当夙夜惕厉、深谋远虑者。昔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近忧暂解，而远虑方滋。观永昌以来，内政之和洽，实赖外势之牵引，一旦外势有变，或开拓遇阻，则内压恐将复炽，其势或倍于前。可不慎欤？”
紫微宫的秋阳，温暖地照耀着殿宇的飞檐。皇帝李贤在翻阅着各藩国最新一期（尽管已是半年前）的奏报，嘴角带着一丝欣慰的笑意。澳洲王李琮禀报，新长安城已初具规模，垦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