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忠的话，显然更符合武则天与李瑾此刻内心的倾向——不急于决定，扩大观察范围，以“贤能”为潜在标准。&nbp;但这无疑是对“立长”传统的重大挑战。
宗正卿，掌管皇族事务，闻言眉头紧锁“魏相之议，看似两全，实则隐患颇大。诸皇子皆有机会，则人心思动，各树党羽，祸起萧墙之兆也。&nbp;且陛下、太子殿下春秋正盛，此时言‘观察’，尚可。然……”&nbp;他欲言又止，但意思很明显，皇帝和太子年事已高（武则天此时已年过七旬，李瑾也年近五旬），时间未必充裕。
殿内陷入了短暂的寂静，只有冰鉴中冰块融化的细微声响。几位重臣的意见，清晰地代表了朝中几种主要势力守礼法、求稳定的“立长派”（狄仁杰、礼部尚书）；务实、重才能、倾向“选贤”或至少是“缓议观之”的“务实派”（魏元忠）；以及担心引发内斗的“忧虑派”（宗正卿）。
武则天一直静静地听着，目光在几位重臣脸上缓缓扫过，最后落在一直沉默不语的李瑾身上“太子，你怎么看？你是储君，亦是诸皇子之父。”
李瑾深吸一口气，知道此刻必须表态。他缓缓起身，向武则天和众臣拱手一礼，声音沉稳而清晰“儿臣以为，狄相、魏相、宗正卿，所言皆有道理。立储，确为国之根本，不可不慎。立长，重稳定，循礼法；选贤，重社稷，求将来。二者孰轻孰重，难以一概而论。”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坚定“然儿臣思及孝懿（李昭谥号）早逝，其生前遗稿，拳拳之心，皆在国事民生，新政延续。其曾言，‘若能守此初心，则纵有挫折，纵有非议，其道不孤，其志可成。’&nbp;又言，为君者，当使‘大唐子民安居乐业，华夏文明光耀四方’。此非仅昭儿一人之志，实乃皇祖母与儿臣，乃至诸位贤臣，戮力同心之目标。”
他环视众人，语气加重“故此，儿臣以为，未来之储君，首要者，非仅嫡长之名分，而在其是否认同此志，是否有能力、有决心承继此志。&nbp;琮儿性柔，范儿跳脱，业、隆尚幼，此皆事实。然人性可塑，才干可教。&nbp;若因循旧例，仓促定下名分，而所立非人，或才不堪任，或志不在此，则今日之‘稳定’，恐成来日之‘动荡’。昭儿之憾，儿臣与皇祖母，实不愿再见。”
李瑾的话，既表明了作为父亲对诸子的客观评价（隐晦地承认了他们的不足），更将立储的标准，拔高到了“是否认同并能够继承永昌新政政治路线”的高度。这实际上是为“选贤不选长”提供了最根本的政治依据——为了新政的延续，必须选择最合适的继承人，而非仅仅符合礼法的继承人。
武则天眼中闪过一丝赞许，随即看向狄仁杰等人“太子之意，诸卿可听明白了？朕与太子，非不欲循礼，实乃国事为重，不敢苟且。&nbp;昭儿之贤，天不假年，此朕与太子锥心之痛。痛定思痛，朕更觉继任者之贤能，关乎国运兴衰，更胜于虚名礼制。”
她的话，为这场讨论定下了基调。她站起身，凤目中锐光四射，那股久违的、不容置疑的威仪再次弥漫殿中“朕意已决。储君之位，关系重大，不可不察。即日起，皇长子琮、次子范、三子业、四子隆，皆加‘郡王’衔，准其参与部分朝会议事，听政学习。&nbp;着翰林院、弘文馆，增派博学宿儒，为其讲经论史，尤重历代治乱得失、本朝典章制度、及当下新政要义。&nbp;太子与三省六部，若有适宜之政务文书，亦可择其简明者，令其阅览，并定期问对，观其见解。”
“此外，”&nbp;武则天语气放缓，但更显意味深长，“诸皇子生母，皆加封号，厚赐以示恩宠。然，严禁后宫及外戚，干涉皇子教育，更不得私结朝臣，交通消息。&nbp;违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宗正寺需严加管束诸王府属官，不得唆使皇子攀比争竞。”
这道口谕，实质上是启动了“选贤”的预备程序。它没有明确否定“立长”，但通过将诸皇子放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进行考察、比较，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嫡长天然优先”的惯例。同时，严厉约束后宫外戚，是为了防止在考察期就出现结党营私、提前押注的混乱局面。
狄仁杰等人听罢，心中俱是一凛。女皇这是要亲自操刀，在诸孙中选拔未来君主！此法前所未有，风险极大，但看女皇神情，知已不可更改。狄仁杰暗叹一声，知道这是女皇在经历丧孙之痛、对继承人问题产生深度焦虑后，做出的最具个人色彩、也最大胆的决定。他只能躬身道“陛下圣虑深远，臣等遵旨。然……此例一开，恐朝野议论纷纷，还望陛下徐徐图之，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