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后圣明。”&nbp;李瑾深深一揖，“故儿臣以为，当行中庸之道，执两用中。既不可因循守旧，拒人千里；亦不可来者不拒，全盘接纳。须有章法，有分寸，有取舍。”
“你的章法、分寸、取舍，又当如何？”&nbp;武则天靠向椅背，静待下文。
李瑾显然对此深思熟虑，从容答道“儿臣以为，可分三层应对。其一，于器物技艺、实用之学，当持最开放态度，积极引进，鼓励仿效、改良、超越。&nbp;此为我之‘用’，可强兵富国，惠民利生，多多益善。”
“其二，于礼乐风俗、生活习尚，可宽容待之，但需立定规矩，不使僭越。&nbp;胡乐胡舞，可作宴飨之娱，然国家祭祀、朝廷大典，必用雅乐正声。胡服美食，民间可自便，然官员朝服、士子礼服，必有定式。公私场合，仪态举止，当遵礼法。可倡导‘华风为体，胡风为饰’，于不伤大雅处，容其变通，于根本处，坚守不移。”
“其三，于义理信仰、伦理纲常，则须严加辨析，明确界限。&nbp;此为我之‘体’，国之根基，绝不可动摇。对于外来宗教，可许其存在，然绝不许其诋毁我儒释道三教，不许其干预政事，不许其强迫华人入教，尤需严防其煽动愚民、聚众滋事。对于外来学说、思想，尤其是涉及人伦根本、政体优劣之论，‘异域文献馆’及国子监、弘文馆等，必须加强引导，以我圣学为本，批驳其谬，阐明我道。可于译书时加按语，于讲学时正视听，务必使学子明辨是非，不为其惑。”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总之，开放之门不可闭，取舍之权必在我。&nbp;如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然疏导之时，亦需筑堤修坝，以定主流，以固河床。具体而言，儿臣建议一，由礼部、太常寺牵头，厘定公私场合礼仪、乐舞、服饰之规范，明确何者可通融，何者不可逾矩。二，加强对国子监、州县学及民间书院的督导，强化经学、史学教育，重申圣贤之道，并定期举办讲论，辨析外学之得失。三，着‘义理勘校厅’扩大规模，不仅勘校书籍，亦关注市井流言、民间信仰动态，及时澄清谬误，批驳邪说。四，对景教、祆教等，可重申其不得传教于士人、不得诋毁中土信仰、其寺观建造需合规制、其活动需报有司等约束。五，鼓励士人著述，弘扬华夏文明之优越，以固根本。”
武则天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扶手上划动，良久，方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种深沉的洞察“瑾儿，你所思甚为周详。然，堤坝可筑，人心难防。&nbp;礼乐可定规矩，然奢华放荡之风，一旦兴起，恐非一纸诏令所能尽革。义理可明界限，然新奇之说，对少年人总有莫大诱惑。胡汉杂处，摩擦难免，此人性之常，非律法可全禁。”
她目光投向殿外浩渺的天空，仿佛看到了更深远的东西“诸臣所忧，非止于眼前之胡风胡俗。他们所惧者，乃是数百年后，我华夏衣冠文物，伦理纲常，是否还能如今天一般，为天下之圭臬？&nbp;他们怕的是，这‘海纳百川’，纳得久了，我大河之水，是否还是原来那条河？是否会被百川之水，冲淡了颜色，甚至改了河道？”
李瑾心头一震。母亲所言，直指问题的核心——文化主体性在长期、深度交流中可能面临的慢性·侵蚀风险。这不是一时的政策可以完全解决，而是一场漫长而隐秘的文明竞争与融合。
“然则，母后，因惧百年千年之后事，便锁国自守么？”&nbp;李瑾问。
武则天收回目光，眼中精光湛然“自然不能。锁国是死路。不纳百川，便是死水一潭，终将腐臭。&nbp;朕所思者，是在这开放之中，如何让我华夏文明，不仅不被侵蚀，反能因交流而愈强，因挑战而愈新，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nbp;她顿了顿，语气坚定起来，“你所提诸策，甚好，可逐步施行。然最根本者，在于我朝自身之强盛，文教之昌明，制度之优越，民生之富足。若我朝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士人向学，礼义风行，则外来之学、之俗，不过是锦上添花，或为镜鉴，或为滋养，纵有不良之物，亦难成气候。反之，若自身腐朽，纵无外患，亦将内乱。故开放不可停，图强更不可懈。&nbp;以我之勃勃生机，化外来之纷繁；以我之深厚根基，镇四方之浮嚣。此方为长治久安之道。”
“母后高瞻远瞩，儿臣受教。”&nbp;李瑾心悦诚服。母亲看得更深，更远。开放带来的风险，不能通过封闭来解决，只能通过自身的不断强大和更新来抵御和化解。
不久后，数道诏令从宫中发出。一方面，重申了对胡商、胡客的欢迎与保护政策，肯定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另一方面，礼部开始着手制定更详细的“公服仪制令”和“宴乐规范”，对官员正式场合着装、朝廷与官方宴会的乐舞程式做出更明确规定，强调“雅正为本”。国子监加强了对学子的经义考核和思想引导。针对市井间关于胡人的不当谣言，官府多次出榜辟谣，申明“胡汉一体，皆为王民”，严惩造谣生事者。同时，朝廷加大了对翻译、出版涉及义理之外来书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