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闻之，坤厚载物，德合无疆。&nbp;女子之性，柔顺贞静，固其本然。然柔顺非怯弱，贞静非无知。古之贤女，有断机劝学之孟母，有代父从军之木兰，有续成汉史之班姬，有谏君安民之长孙皇后……皆以其才识德慧，光耀青史，裨益家国。是知女子之德，非独在深闺绣户之间，更在明理达用、佐君成治之中。&nbp;今大周开明，四海晏然，正宜宏敷教化，启迪坤慧，使天下女子，皆知礼明义，才德并修。内则相夫教子，敦睦亲族；外则通晓事务，有益于公。岂可固于陈规，自弃其才，使明珠暗投，良材湮没？”
这篇序言，首先肯定了传统对女子“柔顺贞静”的要求，将其视为“本然”，避免了与主流价值观的彻底决裂。但紧接着，话锋一转，引用历史上那些并非纯粹以“顺从”著称，而是以才智、勇气、贡献留名的女性典范，巧妙地将“女德”的内涵从狭义的“三从四德”，扩展到了“才识德慧”、“有益家国”的层面。最后点明主旨在当今开明盛世，应当启迪女子智慧，让她们“通晓事务，有益于公”，将个人才能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
《大周女诫》正文共分七篇，形式上借鉴了班昭《女诫》的框架，但内容却有了根本性的革新
第一篇立德。&nbp;强调女子首重品德修养，但将“德”的内涵扩大，不仅包括传统的孝、贞、顺，更强调“明理、正直、仁恕、勤俭”。提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nbp;无才之德近乎愚，无德之才足为害。”&nbp;首次在正统训诫文中，明确将“才”提到了与“德”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地位。
第二篇修身。&nbp;主张女子应注重仪容、言谈、举止，但反对过度矫饰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鼓励女子读书明理，“通诗书，晓文史，知古今之变，明兴衰之理”，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修身”，而非仅局限于女红刺绣。
第三篇孝亲。&nbp;强调孝敬父母、舅姑乃人伦根本，但同时也指出“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其理一也”，暗示家庭关系也应遵循一定的对等和情理，而非单方面的绝对服从。
第四篇相夫。&nbp;这部分保留了传统“相夫”的内容，但赋予了新意。提出“相夫”不仅是操持家务，更在于“谏诤辅佐，使其向善远佞，勤于王事”。引用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的例子，说明贤内助对丈夫事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指出，若夫主不肖，为妻者亦当“以理规劝，不可盲从”，甚至“有义则合，无义则去”，隐含了对女子在婚姻中一定自主权的认可。
第五篇教子。&nbp;强调母亲教育子女的责任重大，应“自幼教以诗书礼仪，导以仁义廉耻，使知忠君爱国之道”。特别指出“生女亦当教之，使其明理自立，不逊男儿”，公开倡导女子教育。
第六篇睦族。&nbp;讲如何与家族亲戚和睦相处，强调宽容、忍让，但同时也指出“和睦之道，在明是非，知进退”，对于族中不公不法之事，不应一味隐忍，而应“以智化解，以理服人，必要时诉诸公论律法”，这无疑是为卢静姝所判的那类案件提供了道德支持。
第七篇济世。&nbp;这是全书最具突破性的一篇。武则天明确提出，女子在“相夫教子、敦亲睦族之余，若有余力，亦当关心闾里疾苦，留意民生利弊”。她列举历史上有作为的后妃、命妇乃至平民女子造福乡里的事迹，指出“妇人仁心，常能体察细微；女子巧思，或可补益时用”。进而鼓励女子“通晓医理者，可施药救人；精于术算者，可助理家国；明于诗书者，可教化风俗”。最后点明“朕开女科，设女官，非为标新立异，实欲使天下女子之才，不致埋没闺阁，能如男子一般，上报国家，下利黎民。此乃扩充坤德，光大女教之本意也。”
《大周女诫》的颁布，如同在沸油中投入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反响和激烈争论。
拥护者（主要是支持武则天的官员、受新思想影响的士人、以及广大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欢欣鼓舞，视为圭臬。他们盛赞此书“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新声”，认为天后重新定义了妇德，将女子从狭小的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其社会价值和历史责任。许多闺中女子争相传抄、诵读，尤其是“生女亦当教之”、“才德并重”、“有益于公”等语句，让她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和希望。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家庭，也开始认真考虑对女儿的教养问题，不再仅仅局限于女红和《列女传》。
而反对者，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卫道士，则对此书进行了更猛烈的抨击。他们斥之为“惑乱人心，败坏纲常的妖书”、“吕武之心，昭然若揭”。他们认为，武则天这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圣贤教诲，为女子干政张目，是试图从思想根源上瓦解伦常秩序。他们攻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