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来厚礼，被裴文君原封不动退回。很快，各种流言蜚语开始在盐城传播：新来的女县令不通实务，胡乱指挥；女人当家，房倒屋塌；甚至有人散布谣言，说裴文君在京城就有不清不楚的账目，来盐城是为了捞钱补窟窿。
裴文君不为所动。她利用匿名投书收到的线索，结合自己查账发现的疑点，选定了一个证据相对确凿的案子开刀：一名管理盐仓的小吏，勾结盐商，盗卖官盐数百石。她雷厉风行，下令抓捕涉案小吏和盐商伙计，并报请州府核准。人证物证俱在，州府虽有些诧异于这位女县令的强硬，也无法回护。案件审结，小吏流放，盐商被罚巨款。
这一下，震慑了县衙内外的宵小。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位女县令并非花瓶，她不仅心思缜密，而且手腕果决。裴文君趁热打铁，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核定盐课定额，公开透明，杜绝胥吏私自加征；招募老实可靠的盐民代表，参与监督盐场出产、运输环节；整顿市场秩序，打击欺行霸市。她行事公允，不偏不倚，对盐民疾苦颇为体恤，对不法盐商和胥吏则严厉打击。渐渐地，盐城的盐政风气为之一清，盐课收入在剔除了中间盘剥后，竟比往年还有所增加。而普通盐民和守法商人的负担反而减轻了。虽然仍有豪强暗中怨怼，但民间对这位“女县尊”的风评开始转变，从最初的怀疑、观望，到后来的惊奇、敬佩，甚至有了“铁算盘女青天”的称呼。
与此同时，在襄阳，卢静姝的赴任则面临着另一种挑战。她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陈年旧案、狡猾的讼棍、习惯于欺瞒上官的胥吏，以及当地根深蒂固的豪强势力。作为县丞，她主管刑名司法，却常常感到掣肘。县令对她这个女同僚表面上客气，实则多有防范，重要案件往往绕过她。下面的胥吏更是阳奉阴违，将她的话当作耳旁风。
卢静姝没有气馁。她选择从最棘手的、也是前任拖延不决的一桩土地纠纷案入手。此案涉及当地两大家族争夺一片河滩地的归属，纠缠数年，牵连甚广，前任县令不敢轻易判决。卢静姝调来全部卷宗，仔细研读，并亲自带人勘察现场，走访周边百姓，甚至化装成普通妇人，到市井茶馆打听消息。她发现，案件的关键证据——一份早年的地契副本，可能保存在其中一家族老的旧仆手中，而此人已被另一家暗中控制。
她设计引开监视者，秘密找到了那位老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承诺保护其安全，最终拿到了关键证据。随后，她不顾县令的“慎重”劝告，毅然升堂审理。公堂之上，她以清晰的逻辑、确凿的证据，条分缕析，驳倒了强势一方的诡辩，做出了公正的判决。虽然得罪了当地豪强，却赢得了百姓的赞誉，也让衙门上下见识到了这位女县丞的能力和魄力。
此后，卢静姝又接连处理了几起积压的盗窃、伤害案件，判决公正，量刑得当。她审理案件，不仅依据律法，也兼顾情理，尤其对涉及妇孺、贫弱的案件，格外仔细。她还简化了诉讼流程，允许百姓口述，由书吏记录，减少了讼棍敲诈的机会。渐渐地，“卢丞明断”的名声在襄阳传开，找她申冤的百姓越来越多，连原本轻视她的县令，也不得不开始倚重她的能力。
而在遥远的茂州，慧明面对的则是更为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矛盾。茂州地瘠民贫，羌汉杂处，冲突时有发生，加之气候潮湿，疫病流行。她到任后，没有先摆出司马的官威，而是换上了朴素的衣衫，带着懂羌语的随从和简单的药箱，深入羌寨、山村，了解民情。
当时正值夏秋之交，一场时疫（疑似疟疾与伤寒混合）在几个山村蔓延，死者日增，官府应对乏力，百姓恐慌。慧明立即以司马身份，协调州城医官、征调药材，但她深知远水难救近火。她凭借自己的医术，结合当地草药，迅速拟定了几副简易的防疫方剂，组织人手熬制大锅药，分发给疫区百姓。她不顾劝阻，亲自进入疫区最严重的村子，指挥隔离病患，指导消毒，安抚人心。她还将自己有限的俸禄拿出来，购买粮食，救济因疫病失去劳力的家庭。
她的所作所为，起初被许多羌人视为“汉官作秀”，甚至遭到猜疑和抵触。但慧明日复一日地奔走，亲自为病患诊治，嘘寒问暖，毫无官架子，也丝毫不避讳与羌民同吃同住。她的医术和仁心，逐渐打动了当地人。羌人豪帅亲眼看到她为一个羌人孩童吸出喉中脓痰，救回一命后，态度大为转变，开始主动配合她的防疫措施。
疫情得到控制后，慧明又着手调解一起羌汉之间因争水引发的激烈冲突。她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深入调查，发现是水源分配不公和沟通不畅所致。她召集双方头人，耐心调解，重新勘定水源分配方案，并促成双方订立盟约。同时，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请求州府拨出专款，修缮水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她的公正、仁厚和务实，赢得了羌汉百姓的共同尊敬，被尊称为“药师娘娘”或“慧明司马”。
永昌五年夏，朝廷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文书下发。盐城县令裴文君，因“厘清盐课，兴利除弊，岁入有增，民无扰怨”，考绩列为“上中”。襄阳县丞卢静姝，因“明察刑狱，清理积案，舆情咸服”，考绩“上下”。茂州司马慧明，因“弭疫安民，调和羌汉，边陲宁谧”，考绩“上下”。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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