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前朝宇文泰、苏绰行‘六条诏书’，王安石行‘新法’，其法未必全无是处，其败非败于法，而败于急、败于孤、败于未能持久。我朝修订《永昌律》，有天后支持，有殿下主持，有诸多才俊襄赞，此胜于前人处。然尤需戒急、戒躁，不求毕其功于一役，但求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狄仁杰的话，像一瓢冷水，浇灭了李瑾心中残存的急躁之火，也让他更清醒地看到了任务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这不再是少年人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战场，而是一场需要极大耐心、韧性与智慧的持久战，一场与时间、与人性、与整个传统社会的漫长博弈。
不久后的一次小范围集议上，刘晏、徐有功、裴谈等人俱在。李瑾将暗访所见和狄仁杰的告诫，坦诚相告。众人一时沉默，气氛有些压抑。
刘晏年轻气盛，握拳道：“殿下，狄公，所见固然令人气沮，然正因如此，更不可松懈！下官以为，当务之急，是抓几个典型，严惩不贷！杀一儆百，让天下官吏知朝廷推行新法之决心！”
徐有功则更冷静些：“刘御史所言固是。然刑罚需有据，且需防地方官官相护，应付了事。下官在大理寺，见地方上报案卷，如今多能‘引用’新律条文，看似无懈可击。然其内里关节，非亲临其地、细查暗访，难以知晓。故加强监察，确为要务。御史台、按察使巡查，需更注重暗访民情，听讼于市井乡野，而非只听州县一面之词。”
裴谈主管刑部具体事务，体会更深：“执行之难，尤在基层胥吏。州县主官或可更替，然胥吏往往世袭、盘根错节。新律诸多程序，最终经办者多是彼辈。彼辈不通文墨者有之，贪鄙成性者更有之。仅靠惩处，恐难根治。或可仿效古之‘三老’、‘啬夫’，在乡间择正直晓事者，略加培训，授予些许查验、监督之权，以分胥吏之权，亦为百姓多一申诉渠道？当然，此辈人选、权责，需慎之又慎，防其成为新的蠹害。”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讨论逐渐深入，从如何加强垂直监察、完善考绩以引导官员，到如何改良胥吏选拔培训、甚至在乡间引入非官方的“法律明白人”以作补充监督，再到如何将普法宣传做得更接地气（比如利用民间戏曲、俚语故事）。没有一劳永逸的妙计，只有琐碎的、具体的、需要长期坚持的改进建议。
李瑾仔细听着，记录着。他意识到，推动法治，不仅仅需要高屋建瓴的理念和精妙的条文，更需要无数这样细微的、甚至看起来有些笨拙的“制度修补”和“技术调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官僚体系的再造、基层治理的改良、民众教育的普及，乃至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
“诸君所言，皆切中要害。”李瑾最后总结道，语气平和而坚定，“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新律既已颁行，便如箭在弦上，不可回头，亦不能因难而废。然我等确需调整方略。其一，目标需长远，心态需耐心。不期望一纸律令便能焕然一新，但求每岁有些微改善，每地有几个良吏，每件案有几许公义。其二，手段需多样，刚柔并济。该立的威要立，该树的典型要树，但亦需体察地方实情，予以引导、培训、乃至利益疏导。其三，根基需筑牢，眼光需向下。普法、吏治、监察，最终需落到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上。我等在庙堂，所思所虑，不能离地太远。”
他看向狄仁杰：“狄公，我以为，可依今日所议，拟一详实条陈，奏报母后。将新律推行一年之得失、所见之问题、后续之方略，据实以告。不求速效，但求稳进。同时，请旨加强对新律执行之监察，特别是对借法扰民、阳奉阴违者，需有雷霆手段。此外，遴选数位干练御史、郎官，携新律精义，分赴各道，名为‘宣慰’，实为督导，一则解疑释惑，二则暗访实情，三则……抓几个确凿的坏典型，以儆效尤。”
狄仁杰眼中露出赞许之色，太子这一年多的历练，确实沉稳了许多，少了几分书斋中的理想气，多了几分立足现实的清醒与坚韧。“殿下所虑周详。老臣附议。此外，老臣以为，可请大理寺、刑部，定期从各地上报案件中，遴选那些正确适用新律、妥善解决纠纷、百姓称道的‘良判’，汇编成集，下发州县参考。此非仅为示范，更为正本清源，让地方官员知晓，朝廷所期许的‘依律断案’，究竟是何模样。有时，一例良判，胜过十道诏令。”
条陈递上，很快得到了武则天的批复。女皇的朱批简洁而有力：“朕知道了。法贵必行，尤贵得人。卿等所奏，着吏部、刑部、御史台议行。宣慰使可派，然需选沉毅明达者。典型要抓，然务必铁证如山，勿得牵连过广，动摇地方。”
批复中透露出的，依然是那种冷静的实用主义和牢牢掌控局面的意志。她支持继续推行，也同意必要时展示强硬，但一切必须在她允许的、可控的范围内进行。“法贵必行，尤贵得人”，这八个字，道尽了“法治”理想在当下权力结构中的真实位置——法很重要，但执行法律的人，以及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