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阻力则以另一种更精致、更隐晦的方式呈现。
刑部衙门，一份来自河南道某州的复核案卷被打了回来。卷宗是关于一起田产纠纷，州县依新律中关于“契券不明，参照历年赋税凭证及邻佑证言”的条款做了判决。然而刑部某司的郎中批驳道：“新律此条，立意虽善，然过于琐细。历年赋税凭证，多有散佚、篡改；邻佑证言，易受人情贿买。以此为据，恐失之轻率，易启纷争。此案还当以当事人供述及原有地契为主，细加推鞫为宜。”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实质是认为新律的程序规定，干扰了他们更“信赖”的传统审讯方式（往往意味着更依赖口供和官员的“心证”）。
户部在推行新的、更规范的“市券”和商税征收办法时，也遇到了来自本部胥吏和关联商户的软抵抗。新的票据账簿系统，意味着更透明，也意味着某些环节的“油水”减少。于是，“票据印制不及”、“商户不惯使用”、“恐影响市易繁荣”等理由层出不穷，执行起来拖拖拉拉，新办法始终难以完全取代旧的、漏洞百出的习惯做法。
至于“司法参军事”的试点，在几个指定的州郡推进得更是举步维艰。被任命的“司法参军事”，往往品级不高，资历尚浅，在盘根错节的地方官场中孤立无援。刺史、县令们面上客气，但涉及实际权力和利益分配时，便处处设限。该给的卷宗拖延不给，该配合的调查敷衍了事，判案稍有不合“上意”，便被暗示“年轻气盛”、“不通实务”。更有甚者，地方豪强与胥吏勾结，故意制造些疑难案件，让新上任的“司法参军事”焦头烂额，威信扫地。
而“代书人”制度的尝试，则在大多数地方几乎悄无声息。除了洛阳、长安等少数大都市，有几个像宋璟那样的人去申请了那个需要层层审核、严格约束、报酬有限的“凭照”外，在更广阔的地域，百姓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或者知道了也不信任。传统的“讼棍”们依旧在灰色地带活动，只是行事可能稍微“规范”了一点，或者换了个名头。而大多数百姓，遇到纠纷，首选依然是宗族调解、私下解决，或者忍气吞声。那贴在墙上的、文绉绉的新律告示，对他们而言，如同天书，遥远而无关。
刘晏从江淮催运粮赋回来，带回的不仅仅是钱粮，还有沿途所见所闻的沉重现实。他在向李瑾和狄仁杰汇报时，素来清朗的脸上蒙着一层阴郁：“……州县官吏，于新律，言则称善，行则多违。告示贴于墙上，便算‘宣教’；判决书头引用两句新律条文，便算‘依律’。实则一切如旧，甚至借新律之名，行苛扰之实者，亦不鲜见。有县令借‘重造田籍’之机，向富户勒索；有市吏借‘规范牙人’之名，对商贩加倍索取‘规费’。至于‘司法参军事’，在地方上形同虚设，或沦为刺史私吏，或被完全边缘。所谓‘代书人’，更是踪影难觅。”
他叹了口气：“殿下，狄公。法之不行，非无法也，实无必行之法也。官吏不愿行，豪强阻挠行，百姓不知如何行。新律诸般良法美意，到了州县，大多成了具文，成了官吏胥吏手中新的、更精致的敛权渔利工具。下官在扬州，亲见一商贾因新式‘市券’与旧契略有出入，被卡在衙门月余不得过户，最后不得不花费数倍于常例的钱财疏通，方才了事。其私下愤言：‘新旧律法，于小民何异？无非是老爷们又多了一张收钱的由头！’闻之……令人心寒。”
李瑾默然，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案几上新律的精装卷帙，光滑的缎面下，是冰冷的现实。狄仁杰闭目片刻，缓缓道：“此乃意料中事。千年积习，利益藩篱，岂是一纸新律、几道诏令所能轻易撼动？我辈当初力主修律，便知此事之难，非一时一世之功。如今种种，不过是这艰难的一部分罢了。”
“难道就任其如此？”刘晏年轻，尤有不甘，“朝廷花费如许心血，难道就为了多造几卷藏书，多贴几张废纸？”
“自然不能。”李瑾睁开眼睛，眼中虽有疲惫，但光芒未灭，“阻力重重，恰说明新律触动了旧弊。若推行无阻，反倒奇怪了。眼下，急躁不得，亦退缩不得。狄公，依您之见，当从何处着手，破此僵局？”
狄仁杰沉吟道：“当多管齐下。其一，需有标杆，树之以威。朝廷需抓几个典型，对阳奉阴违、借法肥私、公然抵制新律的官吏，从严、从速惩处，并昭告天下。让天下官吏知道，此次修律，朝廷是认真的，不是虚应故事。此事……需得圣后支持，且要证据确凿，方能服众。”
“其二，需疏导，予之以利。”狄仁杰继续分析，“新律推行，不能只让地方感到束缚麻烦，也需让他们看到好处。譬如，明确依新律公正断案、有效推行新政，可作为考绩优异之重要标准，与升迁褒奖挂钩。又譬如，对配合新律的商贾、百姓，给予某些实在的便利或减免。对试行‘司法参军事’、‘代书人’制度确有成效的州县，予以褒奖，并将其主官作为能吏典范加以提拔。需让执行者，至少部分执行者，能从新法中获得正向激励。”
“其三，”狄仁杰看向李瑾和刘晏，“需持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