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法高于情’、‘文高于义’之虑，”狄仁杰继续道，语气更加沉稳有力，“新律非是不要情理，而是力求将情理融入法意，将‘义’化为明确的‘文’。何也？盖因‘情理’因人而异，‘仁义’因时而变。若无律文为准，则‘情理’可成为官吏上下其手、徇私枉法之借口；‘仁义’可成为权势者践踏弱者之遮羞布！昔年索、来乱政，岂不正是假‘非常之需’、‘特旨办案’之名，行罗织构陷之实？其所践踏者，岂非正是最基本的公义与情理？”
提到索元礼、来俊臣，殿中许多官员脸色微变，那是所有人都不愿回首的惨痛记忆。狄仁杰成功地用最近的教训，为“严格依程序、依法律”的必要性做了最有力的注脚。
“新律规定‘具引律令格式’，非是让官吏成为死守条文的胥吏，”狄仁杰解释道，“而是要求其判决须有法可依，须说明道理。若确系律无明文，或案情特殊，律有明文却显失公平，新律亦有‘上请’、‘奏裁’之制，绝非一概而论。此正是为了避免‘人亡政息’，避免因长官好恶、一时喜怒而法度无常。至于‘司法参军事’、‘代书人’等制，乃为补正官吏精力之不足、专业之不及，使小民冤屈有更畅达之中诉渠道，使奸猾之徒难欺无知之百姓。其权责皆有严格限定，何来架空、纵容之说？此正为补‘人治’之不足，而非代‘人治’之全部也。”
李瑾此时也出列，向武则天和众臣躬身行礼，他的声音清朗而坚定：“儿臣以为，狄公所言，深得治国之要。德礼教化，犹如修筑坚固堤坝，导人向善；律法规则，则如疏浚河道，约束行为，二者相辅相成。人治之弊，在于其‘无常’与‘难继’。贤君良吏在位，则天下大治；若中主庸吏当政，或奸佞弄权，则法度废弛，生灵涂炭。而法治所求，非是不要贤人，而是力求建立一套不依赖于个别贤人、即便中主庸吏亦须大体遵循的稳定规则，使国家运作、百姓生活，有一可预期、可持续之轨道。此非贬低‘人’之作用，实乃以‘法’来弥补、支撑、延续‘人治’之善，防范、遏制‘人治’之弊。”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面带不豫的老臣，诚恳道：“诸公皆饱学之士，熟读史册。秦法严酷而亡，世人皆谓法不可恃。然汉承秦制，去其苛暴，存其框架，乃有文景之治、汉武之功。可见，非法不可用，乃看如何用法，用何法。我朝修订《永昌律》，非是效法申韩，专任刑名，而是欲以仁德为体，以律法为用，体用兼备，以期长治久安。法之行，仍需良吏；法之立，仍需圣心。此律之颁行，正彰显陛下与朝廷孜孜求治、欲为万世开太平之仁德与远见！”
李瑾的这番话，将“法治”的诉求小心翼翼地包裹在“补人治之不足”、“体用兼备”的框架内，既回应了“人治”派的质疑，又巧妙地赋予了新律“承平利器”的正当性。他再次将最终的裁断权，归于“圣心”，归于御座上的武则天。
殿内一时沉寂。反对者虽然依旧心存疑虑，但狄仁杰和李瑾的辩解，情理兼备，既有历史教训，又有现实考量，更关键的是，牢牢扣住了“永昌新政”和“女皇权威”的大旗，让他们难以从正面彻底驳倒。
龙椅上的武则天，自始至终，神色平静地听着双方辩论。她深邃的目光，在慷慨激昂的老臣、沉稳辩驳的狄仁杰、恳切陈词的儿子身上缓缓移动。没有人知道这位女皇心中真正的想法。
终于，她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诸卿之议，朕已悉闻。治国之道，经纬万端，德礼刑政，不可偏废。狄卿、太子所言，不无道理。律法者，规矩也。无规矩，不成方圆。然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法为人设，亦为人用。”
她微微停顿，目光如电，扫过全场：“《永昌律》之修，非为束缚朕与诸卿，乃为明规矩，定方圆，使天下知所趋避，使有司知所遵循。索、来之祸，殷鉴不远，岂可复蹈？故律文须明，程序须清，此乃保天下、亦保诸卿之良法也。”
这番话，看似支持了狄仁杰和李瑾，强调了法律和程序的重要性。但紧接着，武则天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深沉莫测：“然，王卿等所虑，亦不可不察。法之要，在得人。再好的律法，若无忠君体国之良吏执行，亦是一纸空文。再密的程序，若遇社稷危难、非常之时，亦需权变。故，法不可废，人尤不可轻。法为经，权为纬，经纬交织，方成锦绣。”
“《永昌律》颁行之后，诸卿当时时以‘忠君体国，明德慎罚’为念。断狱理政，固要依律，更要体察朕心，顾全大局，明辨情理。不可拘泥条文，有伤朝廷体面；不可罔顾实情，有负百姓仰望。至于律文未载，或情有可原之处，自有‘上请’、‘奏裁’之途，朕自当斟酌。”
最后，她的目光落在李瑾和狄仁杰身上，语气意味深长：“太子与狄卿主持修律，辛苦有加。新律既成，当广而告之，使天下咸知。然颁行之后，如何使吏民共守，如何使德法相济，仍需尔等与诸卿，时时用心，处处留意。法之行，路漫漫其修远兮。朕望新律能成永昌之基，而非空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