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员、士子，乃地方乡绅之基，亦为民智所系。他们通晓律义，于地方息讼、解纷乃至监督胥吏，皆有大用。”刘晏补充道。
其次，是“以案释法，寓教于判”。狄仁杰提出，可要求州县官员，在审理案件、尤其是涉及新律条款（如新的契约纠纷、轻微的平等权利案件等）时，在判决文中，不仅要引述律条，更要用浅显的语言阐明判决所依据的法理、新律的精神。判决后，择其典型、有教育意义者，在衙前或市集公开宣读判决要旨，甚至可将一些典型案例汇编成册，下发州县参考。“让百姓在具体的案件中，看到新律是如何被使用的，其权利是如何被保护的，其义务又是如何被规定的。此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之法。”
第三，则是更具创新性，也更有争议的“宣讲与教化”。李瑾提议，可仿效汉代“三老”教化乡民之制，结合唐代的乡里制度，尝试在州县之下，由官府组织或支持，进行有限度的法律宣讲。对象可以是各乡的“耆老”、“乡正”，或者寺观的僧道（他们往往有一定文化，且在民间有一定公信力），由州县法曹或指定的“明法”吏员，定期（如每季或每年）对其进行简单的法律知识培训，重点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等律条，以及新律的主要变化。然后由这些“乡土法律明白人”回到乡间，用更俚俗的语言，向乡民进行宣讲、解释。同时，鼓励民间艺人，将一些法律故事、典型案例，编成变文、俗讲、曲子词等通俗文艺形式，在集市、节庆时演出，寓教于乐。
“此议恐有难度。”裴谈提醒，“乡里耆老，多依宗法旧规，对新律未必认同。僧道宣讲律法，是否合适？民间艺人若曲解律法，以讹传讹，又当如何？”
“故需引导与规范并行。”李瑾道，“宣讲内容，需由官府审定大纲。对配合的耆老、僧道，可给予少许褒奖（如减免部分赋役、赐予匾额）。对民间艺人的唱本，官府不宜直接干预，但可鼓励创作一些正面反映新律好处的故事。关键在于开头，只要有人开始讲，开始传，法的种子便能播撒下去。”
最后，也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是“纳入蒙学，肇始于童”。刘晏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在新编的蒙学读物（如新的《千字文》、《太公家教》增补本）中，适当加入最基础、最核心的法律道德观念，如“守法度，重契约；明尊卑，亦平等（有限度的）；戒斗讼，但亦知诉权”等，以简洁押韵的句子呈现，让孩童在启蒙阶段，便对基本的法律原则有初步印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法治观念，亦需从童蒙培养。”
这个庞大的、多层次的普法构想，在馆内反复讨论、细化，也伴随着不断的争论和妥协。保守派激烈反对“宣讲教化”，认为这是“以吏为师”的泛滥，会扰乱地方宗法自治；反对“以案释法”过于公开，认为会“暴露官衙决事之机，启刁·民效仿之念”；更强烈反对“纳入蒙学”，认为这是“以律法侵蚀圣贤教诲，败坏童蒙纯朴之心”。
然而，李瑾和狄仁杰坚持认为，新律的推行，若无一定程度的民众知晓与理解，必将事倍功半，甚至可能因执行中的扭曲而引发新的矛盾。他们不断向武则天陈述利害，强调普法是为了“使民知法畏法，减少纷争，易于治理”，是为了“彰显永昌新政之仁德与开明”，是为了“稳固陛下革新之基”。
最终，武则天在仔细权衡后，给予了有条件的支持。她批阅的措辞谨慎而务实：“新律既成，自当晓谕军民，使之知所遵守。着礼部、刑部会同馆，拟定宣谕条例。刊印颁行、衙门张榜、以案释法等事，可即行之。乡里宣讲、蒙学增补二事，牵连颇广，可先于两京畿辅、数处大州择地试行，观其成效，再议推广。务须谨慎，勿得滋扰地方，亦防好事之徒借机生事。”
这已是最好的结果。获得许可后，馆联合礼部、刑部，迅速行动起来。简化、白话版的《永昌新律要略》被编纂出来，重点突出“十恶”等重罪、新的田土户婚规定、商法中的契约要点、以及告诉的基本程序。大量的印刷任务被分派下去。朝廷的邸报系统，也开始定期刊载一些对新律条款的官方解释和典型案例。
在洛阳、长安的市集，第一次出现了用特大字体书写、配有简单图示的“新律告示墙”，吸引了大量百姓围观。虽然大多数人不识字，但总有识字的热心人高声念诵，引起阵阵议论。官府组织的“明法吏”开始在指定的坊市，进行最简单的法律咨询和讲解，尽管前来询问者寥寥，且多是询问具体的赋役、田产问题，但这毕竟是一个开始。
在狄仁杰的推动下，大理寺和刑部开始有选择地编纂《永昌判例辑要》，要求收录的判词必须清晰说明法理。一些州县官员，在压力或激励下，也开始尝试在判决中增加说理部分。
至于乡里宣讲和蒙学改动，则在指定的几个“试点”州县小心翼翼地展开，效果如何，尚需时间检验。
盛夏的蝉鸣中，一场前所未有的、自上而下的法律知识普及运动，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