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人的软弱，正在葬送他们最后的机会。”阿道夫猛地将情报摔在桌上，黄铜台灯的灯罩晃了晃，“告诉里宾特洛甫，让冯·巴本立刻动身去安卡拉。我要他告诉那些奥斯曼的后裔，苏联人的军舰不是在‘航行’，是在践踏土耳其的主权！”
三天后，柏林外交代表约阿希姆·冯·巴本的专机降落在安卡拉埃森博阿机场。凛冽的北风中，土耳其外交部的礼宾车早已等候多时。
车窗外，安卡拉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身着卡其色军装的士兵，他们的步枪上裹着防寒的帆布，眼神里却透着难以掩饰的惶惑。自1941年夏苏联在东线展开凌厉反攻，先是将芬兰逼至挪威边境，后又在基辅方向重创德军南线集群，这个红色巨人的实力，早已让中立的土耳其如履薄冰。
谈判桌设在土耳其总统府的圆厅里，穹顶悬挂着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征战油画，那些金戈铁马的画面，与此刻土耳其代表团的凝重神色形成了鲜明对比。
土耳其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坐在主位上，手指反复敲击着桌面，目光扫过冯·巴本递来的文件——上面密密麻麻列着苏联黑海舰队近一个月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次，从战列舰“苏联”号到驱逐舰“警惕”号，每一次航行都像一记耳光，扇在土耳其的脸上。
“冯·巴本先生，”伊诺努的声音低沉沙哑，“苏联方面解释，他们的舰队是在执行黑海海域的常规巡逻任务，并无冒犯土耳其之意。”
“常规巡逻？”冯·巴本冷笑一声，将一份标注着“绝密”的地图摊开在桌上，地图上用红色箭头标出了苏联舰队的航行轨迹，“总统阁下请看，苏联舰队的航线，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港最近时不足三海里！他们的舰载机甚至低空掠过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这是巡逻，还是示威？”
他顿了顿，身体前倾，语气带着刻意的煽动：“土耳其的尊严，不是靠苏联人的‘解释’维系的。想想吧，历史上的俄土战争，你们赢了多少次？从1768年到1877年，沙皇俄国一次次妄图南下夺取海峡，可最终都折戟在土耳其的土地上！”
圆厅里的土耳其将领们纷纷颔首。他们都是熟读本国历史的军人，深知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土耳其的生命线，更是这个国家屹立于欧亚之间的底气。
冯·巴本见状，趁热打铁，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协议草案：“元首向你们承诺，只要土耳其站在轴心国一方，德国将立刻提供三百门75毫米反坦克炮、五十架Bf-109战斗机，以及足够装备十个师的德式步枪。更重要的是，德国国防军的装甲集群，将与土耳其军队并肩作战，彻底粉碎苏联人南下的野心！”
伊诺努的眉头紧锁。他不是没有顾虑——苏联在东线的兵力已经超过五百万，T-34坦克的洪流让德军都节节败退，土耳其的陆军虽有四十万之众，可装备与训练都远逊于苏德。但冯·巴本的话，又像一根刺，扎进了他的心里。苏联舰队的频频越境，已经让土耳其在国际上颜面尽失，若是再一味退让，恐怕连中立的地位都保不住。
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土耳其的内阁成员分成了两派，主战派高呼“扞卫海峡主权”，主和派则忧心忡忡“引火烧身”。直到12月5日深夜，冯·巴本接到了柏林的密电，元首在电文中只写了一句话：“告诉土耳其人，苏联的部队已经调往西线，他们的黑海沿岸兵力空虚。”
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1年12月6日，安卡拉电台向全世界播报了一则震惊的消息：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对苏联宣战。消息传到柏林时，阿道夫正在召开军事会议，他听完汇报后，放声大笑：“很好！现在，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南方的沙漠。”
几乎在土耳其宣战的同一时刻，另一位德国外交代表，埃里希·科赫，正踏上伊拉克巴格达的土地。与安卡拉的凛冽不同，巴格达的12月依旧干燥炎热，黄沙漫天。科赫的目的地，是伊拉克首相拉希德·阿里·盖拉尼的官邸。
这位首相，曾在1941年春天领导伊拉克人民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却因实力悬殊而失败。此刻的他，看着窗外英军的巡逻队在街道上耀武扬威，眼神里满是愤懑。科赫的到来，让他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首相阁下，您应该还记得，之前的库尔德人叛乱。”科赫坐在沙发上，端起一杯阿拉伯红茶，语气轻描淡写，却字字诛心，“那些叛乱者的武器，是苏联人通过伊朗偷偷运进去的。苏联人想要的，从来不是库尔德人的自由，而是分裂伊拉克，把这片富饶的土地变成他们的附庸。”
拉希德·阿里的拳头攥得发白。那场叛乱，让伊拉克损失了上万名士兵，至今北部的库尔德地区仍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