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长安城里没有人敢睡觉。
杀完了内侍省，朱全忠又下令：在外监军的宦官，一个不留，就地正法。和宦官有来往的和尚、道士、尼姑，一并杖杀。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扫除”。
几百名宦官，一天之内全成了刀下鬼。百年宦官之祸，竟然结束得如此干脆利落，利落到让人怀疑人生。
第二天，崔胤神清气爽地走进朝堂。他的腰杆挺得笔直——宦官完了！他崔胤将成为中兴大唐的第一功臣！他甚至已经开始盘算，要重组禁军，挑选忠厚老实的镇州人来做宫廷护卫，作为自己的亲信班底。
朱全忠也来了，拱手道：“崔相公，大事已定。”
“梁王劳苦功高。”崔胤拱手回礼，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
朱全忠看着他的笑容，什么也没说。
昭宗下旨：赐朱全忠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进爵梁王。朱全忠领旨谢恩，神色恭谨。
崔胤没有注意到，朱全忠的眼神在他身上多停了一秒。
五、留下的三十人
按照崔胤的奏议，宦官全部诛杀，只留三十名“黄衣幼弱者”负责宫廷洒扫。这三十个人，全是十来岁的孩子，穿着黄色的小袍子，瑟瑟发抖地跪在空荡荡的内侍省。
一个少年抬起头，嘴唇哆嗦着问：“大人……我们……能活吗？”
领头的军官瞥了他一眼：“洒扫去。”
少年赶紧低下头，抓起扫帚。他的手在抖，扫帚都握不稳。
尾声
朱全忠回到了汴州。宦官死光了，朝堂清净了，天下兵权全部落入了朱全忠之手。昭宗坐在空荡荡的皇宫里，身边再也没有一个宦官，只有几个宫女进进出出传达诏令。
他忽然觉得，这座宫殿比以前更冷了。
第二年，朱全忠杀了崔胤。
第三年，朱全忠逼昭宗迁都洛阳，路上杀光了皇帝身边的侍卫和近臣。
同年八月，朱全忠弑昭宗。
第四年，朱全忠在白马驿一夕屠杀三十余名朝臣，投尸黄河。谋士李振在旁笑道：“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朱全忠笑而从之。
再后来，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改名朱晃。
至于那三十个“幼弱者”——谁还会记得他们呢？史书上只有一句话：“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命运，没人知道。
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
司马光说：
“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盖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唐代宦官之祸之所以烈于东汉，根本原因在于“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一句话点透了本质——东汉宦官再猖狂，也是借着皇权作威；唐朝宦官直接掌握了军队，反过来成了皇权的主人。
“太宗鉴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无得过四品。明皇始隳旧章……宦官自此炽矣。”司马光在这里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破的。唐太宗立下的规矩，到了唐玄宗手里全扔了。高力士参决朝政，宦官一步登天。从此之后，神策军成了宦官的自留地，天子成了阉人手中的提线木偶。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废嫡立庶，酿成陈洪志之变；宝历年间，刘克明与苏佐明谋逆弑君。此后绛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由宦官拥立。
崔胤引朱全忠诛宦官，表面上清除了百年痼疾，实际上把一个更大的威胁请进了长安城。后来的事我们都看到了——宦官是没了，大唐也没了。
作者说：
很多时候，人们为了摆脱一个枷锁，会主动钻进另一个枷锁。崔胤毕生憎恨宦官，觉得只要杀了那群阉人，天下就能回到正轨。他以为自己是清除祸根的英雄，却没发现自己只是替朱全忠做了嫁衣。
宦官的权力从哪儿来的？从来不是太监们天生就有军队。是安史之乱后的皇帝们，把禁军指挥权一点一点交给了他们，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让他们有了翻云覆雨的空间。你不去改制度，只想着把人杀光，结果只能是换一批人继续干同样的事——甚至更狠。
昭宗哀祭宦官的那一刻，可能是他作为皇帝最清醒的瞬间。他知道，他失去了宦官，就等于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尽管这道屏障本身也是他的囚笼。没有宦官，朱全忠再也不用假装尊敬任何人了。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崔胤诛杀宦官之后，立刻着手组建自己的禁军班底，从镇州挑选“土风深厚、人性谨朴”的五十人充任敕使。你看，诛杀宦官的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复制一个宦官系统。他恨的不是宦官这个群体，他恨的是宦官不是他自己的人。
所以历史给我们的答案往往比问题更残酷：杀掉一个坏人很容易，难的是不让下一个坏人坐进他的椅子。唐朝杀了宦官，亡于朱全忠；朱全忠建立后梁，又被后唐所灭。五代十国，杀来杀去，谁也坐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