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福建的官府层层盘剥，甚至设定高额税收，那些大茶商自然与当地官府勾结，免于税收
故而那些中小粮商纷纷破产，或因惨遭削弱而遭到当地大茶商的收购”
“百姓交困，民生疾苦，此计虽非刚正之策，然无不是欲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话音刚落，只见周遭的官员纷纷震惊不已
“那此计又与就百姓何干？”
兵司司正曹烨一唱一和道
“司马问得好！”
朱亨嘉先是客套了下，而后侃侃而谈
“福建乃至汀州之地，大好茶树皆为大茶商所据！我等只有先打击大茶商，方可救民，方可造福！”
朱亨嘉自信满满地说道，台下的曾樱更是汗流浃背
以前在福建的时候，那些大茶商的钱自己自然也没少收，不过也没细想是咋来的
不收也不行
人家就会不放心
不放心就会想方设法地搞你，或者扶持你的政敌
明末朝廷财政崩溃，为应对辽东战事和镇压农民起义，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福建茶农亦被层层压榨。
茶叶作为经济作物，常被官府列为征税重点，茶农需缴纳高额茶税，甚至被迫预支未来税款（“预征”），导致负债累累
明朝实行“茶引”制度，茶商需向官府购买特许经营权（茶引）方可贩茶。
这一制度滋生腐败，茶引价格高昂，中间商借机压价收购茶农茶叶，茶农实际所得微薄。
明末虽局部开放海禁（如月港），但整体仍限制民间海上贸易。
福建茶叶原本通过私商或葡萄牙、荷兰商人出口至东南亚、欧洲，但官府管控和战乱导致贸易萎缩，茶价下跌，茶农收入骤减。
明末白银货币化加剧，而福建依赖海外白银输入。
17世纪全球白银减产（如日本锁国、美洲白银减少），导致通货紧缩，茶农以白银缴税时实际负担加重，陷入“谷贱银贵”的困境.
且明末福建沿海受倭寇残余势力及海盗（如刘香、郑芝龙早期集团）袭扰，茶园、村落常遭劫掠，茶农流离失所。
1640年代清军入关后，南明势力（如隆武政权）与清军在福建拉锯战。战火导致茶园荒废，劳动力被征为兵役或民夫，农业生产体系崩溃。
明末处于“小冰期”，福建频发极端天气，如崇祯年间（1634-1640）大旱与寒潮，茶树冻死或减产，茶农生计雪上加霜。
福建山地多、耕地少，明末豪强趁机兼并土地，茶农沦为佃户。过度开垦茶园导致水土流失，长期生产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茶农在赋税、地租（实物或货币）压迫下，常需借高利贷维持生产，最终因无法偿债而卖地卖身，甚至“产去税存”。
《闽书》《福建通志》载，崇祯年间福建“茶课日增，民不堪命”
文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描述：“闽民力田之外，半业茶……今税重利微，生计日蹙。”
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录显示，17世纪中叶福建茶叶出口量锐减，与明末动荡直接相关。
故而明末的茶商，更多的是绝望，唯一能够幸存的
便是那些在一摊烂泥盛开的最恶毒的大茶商
简而言之
便是汀州四大茶商，他们霸占市场，垄断茶市，只有打掉垄断，才能给那些中小茶商一个机会
更何况，不能趁虚而入的话，老子的云贵普洱茶还怎么挣钱？
四堡邹氏，马氏，永定胡氏，上杭李氏
孙金鼎提醒道，只见他眯了眯眼，一脸奸邪地说道
这些乃汀州乃至福建之大茶商！
此话一出，群臣的cpu瞬间被干伤了，只见吏司副司正汪葬海战战兢兢地出列道
启禀元首，上杭李氏.......
上杭李氏如何？
朱亨嘉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只见汪葬海咬紧牙关
豁出去了！
启禀元首，上杭李氏之李鲁，此人刚正不阿，于国家危难之际共赴国难啊！
说到这曹烨顿时不困了，泼脏水可是他这位大奸臣的拿手好戏
而后跳出来驳斥道
李鲁固然忠臣良将，然其族豪右多斥引夺民茶利，民多泣诉无门！
汪葬海一听，顿时萎了
只见他瞬间下跪
臣不识大计，望元首海涵
无碍！众爱卿畅所欲言，朕愿闻其详，孙爱卿，说说你的三策吧！。
其一，便是宣传司，可令宣传司于日报中大加口诛笔伐福建大茶商所产之茶品质败坏，及与之相关士绅之臭事，败其名声也
简而言之，便是利用宣传的武器，由伏龙卫散播至福建各地，什么生产不好啊，品质差啊，能有什么童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