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弥漫着旧书、皮革和淡淡的咖啡香气。米哈伊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面前摊开的不是国事文件，而是一份份经过精心筛选的个人档案。照片上是一张张年轻或正值盛年的面孔，他们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是罗马尼亚科学院里最聪慧的头脑，是在齐奥塞斯库同志日益收紧的意识形态枷锁下，仍对世界保持着好奇与探索欲的少数人。
“亚历山德鲁·约内斯库，三十岁，布加勒斯特大学理论数学博士，已在《数学发明》上发表两篇论文，国际同行评价极高。缺点是……性格有些执拗，不善人际。”说话的是马林·斯托伊卡，一位头发花白、衣着朴素的老者。他表面上是科学院一位负责行政事务的副院长，实则是“王冠”情报网的核心成员之一，也是这项被米哈伊命名为“普罗米修斯之火”绝密计划的具体负责人。
“我们需要的是能撬动未来杠杆的人，不是交际花。”米哈伊头也不抬，手指划过另一份档案，“克里斯蒂安·波佩斯库，电子工程，对晶体管和新兴的‘集成电路’有独到见解。他的政治审查情况如何？”
“家庭背景清白，父母都是教师。他本人……对政治缺乏兴趣，只痴迷于他的电路板。”斯托伊卡谨慎地回答，“这正是我们选择他的原因之一。过于‘正确’的热情，有时反而是负担。”
米哈伊点了点头。选择的标准极其严苛：卓越的专业潜力、可控的政治背景、以及对知识本身超越意识形态的纯粹追求。他要派遣的不是政客，也不是间谍，而是火种的携带者。这些人必须足够聪明，能学到真本事；也必须足够可靠，不会一去不返，或者被西方的灯红酒绿所吞噬，更关键的，是不能引起秘密警察（Securitate）的过度关注。
“渠道安全吗？”米哈伊放下档案，目光锐利地看向斯托伊卡。这是整个计划最脆弱的一环。
“我们通过瑞士的‘文化交流基金会’进行运作。”斯托伊卡压低声音，“这个基金会背景干净，由几位同情东欧知识界的西欧学者创办，与我们有长期、隐蔽的合作关系。手续上，是基金会发现了这些人才的学术潜力，主动提供奖学金，邀请他们前往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等进行‘短期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罗马尼亚方面，则由科学院出面，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进行审批。”
这是一个完美的掩护。既符合齐奥塞斯库政权表面上的“实用主义”和技术引进需求，又能绕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意识形态过滤网。秘密警察或许会怀疑，但在“服务于国家”这面旗帜下，他们很难找到直接反对的理由，尤其是当科学院内部也有“自己人”在推动时。
“时间窗口不会太长。”米哈伊走到窗前，望着宫墙外宁静的街道，“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权位日益巩固，他对任何不受控制的事务，尤其是与西方的联系，会越来越敏感。我们必须在他彻底关上国门之前，把最关键的一批人送出去。”
他回想起与父亲埃德尔一世的最后一次长谈。那位一手将罗马尼亚带入工业时代的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反复向他强调：“石油和钢铁能让一个国家站起来，但唯有最前沿的科学，才能让一个民族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我看到了原子弹的威力，我预感到了……一种基于硅和电子的全新文明正在萌芽。米哈伊，如果有一天，你还有机会……不要放过它。”
现在，他正在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这并非易事。每一次人员的选拔和派遣，都是一次精心计算的冒险。他需要动用“王冠”在官僚体系内的关系，需要伪造无懈可击的申请材料，需要为这些学者及其家人（有时留下家人是必要的保证）编造完美的出境理由，还需要在西方准备好接应和安置。所有的通信都使用密语，所有的资金流动都通过层层伪装，任何一环出错，不仅会葬送整个计划，更会给他本人和王室带来灭顶之灾。
“告诉约内斯库和波佩斯库，”米哈伊转过身，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他们此行，不是为了个人的学术前程，甚至不仅仅是为了罗马尼亚的科学。他们是为这个民族的未来，去盗取智慧的火焰。他们看到的、学到的一切——无论是计算机的架构、半导体的制造工艺，还是那种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都要牢牢记住，并想方设法带回来。”
斯托伊卡肃然领命：“陛下，他们明白自己肩负的使命。”
几天后，布加勒斯特火车站月台。亚历山德鲁·约内斯库穿着一身略显宽大的旧西装，提着一个简陋的手提箱，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便是他视若珍宝的数学手稿。他看起来和任何一位出差的技术干部没什么不同，只有镜片后那双闪烁着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