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获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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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王经此数事，皆深知帝王虽残足，却心思缜密、权术卓绝，辅政之时愈发谨守本分，不敢有半分越界。

    在李宸翊的收放之间，宗室辅政不仅未造成权力旁落，反而成了稳固朝局的重要支柱：

    安西王李承昭凭借对藩属的熟知，促成西域五部族与大唐续签互市盟约，商路畅通，西域的琉璃、香料源源不断输入长安；

    润王李景湛整饬漕运，将江南漕粮的年运输量提升三成，且督造的“防淤漕船”投入使用，损耗再降一成，江淮百姓感念其功，自发为其立“德政碑”；

    雍王李崇彦协理京畿民政，推行“乡学普及”之策，三年内京畿新增百所乡学，寒门子弟入学率翻倍，民生安稳，京畿治安焕然一新。

    景安五年冬，朝会之上，户部尚书奏报“国库充盈、民生安乐”，藩属使节列队朝贡，文武百官山呼盛世。李宸翊望着阶下躬身辅政的三王，又看向案上的双印与御史奏报，玄铁拐杖轻轻叩击御案，眸中满是笃定。

    他知道，宗室辅政是帝王的一步妙棋：借血脉之亲拢住宗室人心，以制度之锁防住权力旁落，最终将宗室之力化为大唐盛世的基石，而所有权力的缰绳，始终攥在自己手中。残足无碍其掌控乾坤，宗室辅政更显其帝王韬略，景安盛世的朝局，在这收放自如的权术之中，愈发稳固如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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