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报告在第二天中午就放在了格里戈里耶夫的桌上。结论简洁而残酷：方案可行，但代价预估为阵亡二十人，坦克损失概率超过百分之四十，弹药消耗将耗尽营地常规储备的一半。报告末尾，伊戈尔上尉用红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主动请缨指挥坦克突击分队。
“如果这是送死，请我带队。”他是这么对格里戈里耶夫说的，眼神里没有狂热，只有冰封的决绝，“我熟悉那条路。”
格里戈里耶夫没有劝阻，只是拍了拍他完好的那条肩膀。在末世，有些请求不需要批准，只需要接受。
命令下达的瞬间，整个营地的齿轮开始咬合、转动。
第一天，炸药远征队出发。
这支队伍由营地最冷酷也最专业的二十人组成，领队是工兵出身的瓦西里中尉，一个脸上有烧伤疤痕、少言寡语的男人。他们驾驶着四辆加固的卡车和两辆装甲运兵车，在傍晚时分悄然驶出营地，消失在通往明斯克方向的暮色中。
“他们能行吗？”卡齐米日低声问。
“格里戈里耶夫派出的，一定是最狠的角色。”霍云峰回答。他后来才知道，瓦西里中尉的绰号是“矿工”，大变异前在白俄罗斯的钾盐矿工作过，精通一切与炸药和地下工程有关的知识。大轰炸后他是少数几个从明斯克炼狱中爬出来的工程兵之一，带着一身烧伤和沉默的仇恨。
远征队比预期提前六小时返回，第三天深夜，沉重的引擎轰鸣惊醒了营地里浅睡的人。四辆卡车的轮胎深深压入泥土，车厢里是摞得整整齐齐的白色编织袋，以及数十个密封的铁桶。
“二十吨。”瓦西里向格里戈里耶夫汇报时，脸上没有任何完成任务的喜悦，只有疲惫和硝烟沾染的痕迹，“硝酸铵，铝粉，柴油，比例按您提供的资料调配的。化工厂里还有些好东西，我们一并带回来了。”他指了指最后那辆卡车，上面盖着厚厚的帆布。
帆布掀开，是十几箱军绿色的金属箱。塔季扬娜辨认后倒吸一口凉气：“塑性炸药……电雷管……还有导爆索。”
“沿途遇见了一支兄弟部队的残骸，就找到了这些”
格里戈里耶夫看向霍云峰，后者点了点头。这些专业爆破器材比他们自制的硝酸铵混合物可靠得多。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营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
瓦西里的工兵队几乎没休息，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在营地工程师的协助下，开始将二十吨混合炸药分装、制作成数百个标准药包（用找到的绳子扎紧）。每个药包重约四十公斤，外部用防水油布包裹，内部埋设电雷管和导爆索接口。这项工作在远离居住区的废弃仓库进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所有人都穿着简易防护服，操作轻拿轻放，沉默而高效。
另一组工兵，则在夜幕掩护下，秘密前往预设的雷场区域。他们需要在那里铺设一张巨大的“死亡地毯”。这不是传统的埋雷，时间和技术都不允许。瓦西里想出了一个更直接、更粗暴的办法：用卡车将药包运到预定位置，以大约十米的间隔，像播种一样将药包平铺在地面上，然后用细钢丝和绳索将它们纵横连接起来，最后覆盖上薄土和枯草做伪装。整个雷场呈一个巨大的倒三角形，开口对着粮库方向，底部宽两百米，纵深五百米。导爆索被小心地埋入浅沟，延伸至一公里外的起爆控制点。
与此同时营地内部开始了总动员，两百名突击队员经过了严格的遴选，这些人能够在最绝望情况下仍能保持纪律、敢于扣动扳机的人。
三辆T-72B3主战坦克和六辆BTR-80装甲车接受了诞生以来最彻底的一次检修。发动机被拆开清洁，履带板逐块检查，火炮身管擦拭得像镜子一样。弹药手清点了每一发炮弹：高爆弹、破甲弹、甚至还有几发罕见的炮射导弹（来自营地最深处的储备）。机枪子弹被压进一条条崭新的弹链，油光发亮。
食品仓库拿出了最好的储备——不是平时那种稀薄的菜汤和硬面包，而是真正的罐头肉、压缩饼干、甚至还有珍藏的巧克力。这可能是很多人最后一餐。医疗队准备了双倍的急救包、血浆、止痛剂和抗生素。
最震撼的是营地的平民。
格里戈里耶夫没有隐瞒，在行动前第三天的傍晚，他通过扩音器向全营地进行了广播，声音通过电线传遍每一个角落：
“全体注意，我是格里戈里耶夫。明天开始，我们将执行一次重要的作战任务，目标是夺取粮库，并消灭一个对我们生存构成致命威胁的敌人。任务期间，营地可能面临危险。因此我宣布：营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所有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有行动能力的平民，必须接受统一编组和分配，参与营地防御。”
没有恐慌，没有抱怨。广播结束后，人们默默地走出住处，在指定的广场集合。木匠、裁缝、厨师、农夫、前教师、前售货员……他们按照性别、年龄和体力被编入不同的班组。男人们被分发简易武器——大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