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元首与副帅结束八载巡游，归返天枢，武功境界更臻化境，智慧通达无碍。华胥国本，因元首归来及灵枢谷诸位元老突破而愈加巩固，如日方升。恪，自知才具有限，十年代理，已竭驽钝。当初之‘代理’，乃因元首远行，国政需人总摄。如今元首既归，国本既固，制度既成……”
他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清晰无比地说道：
“恪，恳请元首，正式收回此‘代理’之权。华胥航船，历经十年风雨，航道已明，风帆已张，当由元首亲自掌舵，引领我等，驶向更深、更远、更壮阔的文明之海。恪，愿退居臣列，竭诚辅佐，以尽余生之力。”
话音落下，观澜台上唯有风声海韵。
东方墨并未立刻回应。他静静地看着保持揖礼姿势的李恪，目光深邃，仿佛在衡量这番话背后的千钧重量，也在洞察李恪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依旧平和，却带着一种穿透表象的力量：
“恪兄，你先起身。”
李恪依言直起身，但目光依旧坦然。
东方墨端起微凉的茶盏，又饮了一口，方才问道：“这十年，你夙兴夜寐，总理万机，使华胥有今日局面，功勋卓着，朝野共睹。我归来这数月，静默旁观，政事堂运转有序，天枢城百业兴旺，各州府报来的文牍，虽仍有瑕疵，但蓬勃之气扑面。你已非昔日的吴王，亦非单纯的‘代理人’，而是一位真正成熟、深谙治国之道的‘丞相’，乃至‘元首’之才。”
他放下茶盏，目光转向石桌一侧摊开的、今日刚从大陆经由墨羽网络传回的最新简报，上面简要记述着神都关于魏元忠案余波、张党动向、清流暗涌等消息。
“你方才说，这十年是‘在既定的道路上学习、实践、摸索’。那么，以你亲历亲为这十年之体会，抛开虚言，你且说说，”东方墨的声音略微低沉，带着引导式的探究，“华胥今日之政体、之施政，与昔日你所熟悉的大唐贞观、永徽之治，与如今神都武曌暮年之局，其最根本的不同，究竟在何处？推行此等不同，最难逾越的关隘，又在何处？而此等不同，最可珍贵、最值得我华胥后世坚守的，又是什么？”
三个问题，层层递进，直指华胥立国根本与李恪十年执政的核心感悟。
李恪闻言，神色愈发肃穆。他知道，这绝非随口的考校，而是元首在做一个重大决断前，对他、也是对华胥过去十年道路的一次深刻复盘与确认。他略微沉吟，组织语言，然后清晰答道：
“回元首，以恪浅见，根本不同，在于权力之源头、运行之逻辑与归宿之所在。”
“昔日大唐，乃至当今武周，无论君主贤明与否，其权力根本，源自‘天命’（或强力攫取），系于一家一姓。法度虽存，然终是‘君王之器’，可因一言而兴，亦可因一念而废。政令推行，依赖君主个人威望与官僚体系执行，清浊与否，系于君心与宰辅之贤愚。天下臣民，忠君即是爱国。”
“而华胥，自元首立国之初，便尝试确立‘万民之约’为权力之源。虽有元首至高声望引领开创，然自始便注重建制：《万民议事院组织法》使民意有汇集表达之渠道；《内阁章程》使行政有分工协作之规则；监察院独立，司法院独立，意在使权力受监督、纠纷依律断。这十年，恪等所做，便是竭力使这些纸上条文，化为活生生的实践。权力运行，力求‘依法’、‘依程序’；重大决策，必经议事院辩论、表决；官吏选拔，渐重才能与公议。虽远未臻完美，然方向已明。”
他顿了顿，继续道：“最难逾越的关隘，并非外敌，亦非资源，而在于人心深处千年积淀之惯性与依赖。即便是华胥子民，初时亦难免将希望寄托于‘明君贤相’，遇事仍盼‘元首乾纲独断’或‘丞相一言决之’。要令其真正认同‘我即国家一份子，我之意见可为制度所吸纳，我需为选择负责’，需经长久之教化、实践之锤炼，乃至挫折之反思。此乃移风易俗之伟业，非十年可竟全功。”
“至于最可珍贵、最值得坚守之处……”李恪的目光变得灼热而坚定，“在于此制度尝试，打破了‘治乱循环、人亡政息’之古老魔咒的一线可能。它将国家安危、文明延续，从系于某个英雄、圣主、明君的脆弱链条上，部分地转移到了相对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规则与程序之中。它承认人性之复杂与权力之腐蚀性，故以制度设防，而非全然寄托于道德自律。它让‘忠诚’，可以从对某个具体个人的无条件服从，逐渐转向对共同体契约、对文明理念的理性认同与守护。此等转变，或许缓慢，或许艰难，然一旦根植，其生命力，可能远超任何个人的寿命与英明。这，或许才是华胥作为‘文明新火’，最根本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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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话，侃侃而谈，既是十年执政的深刻总结，亦是对华胥道路的清醒认知与坚定信念。没有夸耀政绩，没有回避困难，而是直指制度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