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和情况的向导，然后西行，经朔州（此时由梁兴红巾军控制部分区域）、过黄河，正式进入西夏境内。

    使团的行踪并未保密，而是大张旗鼓，高举使节旗帜，沿途通报关隘。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北伐联军行事光明磊落，有礼有节，但同时也不惧将问题摆上台面。

    三、西夏的反应与内部波澜

    萧让使团尚未抵达兴庆府，北伐联军通过张荣的军事行动和萧让的外交出访所传递出的双重信号，已然在西夏国内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首先是边境军情。静塞军司关于“东北黑水城方向出现不明南军活动，疑似幽燕武松所部前出施压”的报告，以及豁尔赤不断传来的求援急报，通过边将系统迅速呈递到西夏枢密院和国主面前。北伐联军在幽燕的赫赫兵威，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传入西夏，如今其兵锋直指河套东北门户，不能不令西夏朝廷感到紧张。

    紧接着，便是萧让使团正式入境并递交国书的消息。国书中措辞严厉，证据具体（虽未公开全部，但提及黑水城会面、鬼名讹庞等关键词），直指西夏贵族勾结外敌，这无异于在外交上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西夏朝廷内部，本就对如何处理与北伐联军、金国残余以及北方蒙古部落的关系存在争议，此刻更是争论不休。

    · 以鬼名讹庞及其盟友为代表的“务实派”（或称“投机派”）： 主张利用各方矛盾，从中渔利。与札木合接触，本意或是想以较低代价获得优质战马皮毛，或是想利用札木合牵制北伐联军，为西夏在边境谈判或未来可能的冲突中增加筹码。他们没料到北伐联军反应如此迅速强硬，且掌握了确切证据。此刻面临指责，鬼名讹庞等人自然是极力辩解、推诿，甚至反咬一口，称北伐联军无端指责，意在挑衅，应强硬以对。

    · 以部分宗室和老臣为代表的“稳妥派”： 认为西夏国小力弱，不宜同时开罪宋（北伐联军）、金、蒙任何一方。主张谨慎行事，避免卷入中原纷争。对于北伐联军的抗议，主张调查澄清，必要时可以牺牲鬼名讹庞等个别人物以平息事端，恢复与幽燕的和平关系，毕竟稳定的边贸对西夏更为重要。

    · 还有少数激进的“鹰派”： 则认为这是北伐联军虚张声势，西夏应联合札木合甚至大同的宗翰，共同对抗“南蛮”的扩张，甚至趁机夺取河套东部或陕西部分土地。

    国主李乾顺年事渐高，但并非昏庸之主。他深知国家处境艰难，需要平衡各方利益，维护统治稳定。北伐联军的军事压力和外交抗议，让他不得不慎重考虑。一方面，他不能轻易屈服于“南军”的压力，损害国威和部分贵族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也绝不愿为了一个败逃的蒙古部落首领，与刚刚取得幽燕大捷、兵锋正盛的北伐联军彻底闹翻，影响至关重要的边境贸易和国家安全。

    因此，当萧让使团抵达兴庆府时，受到的接待规格颇高，但气氛却微妙而紧张。西夏方面以礼相待，安排馆驿，却并未立刻安排国主接见，而是由枢密院、中书省等部门的官员先与萧让进行前期接触和磋商，实为试探虚实，了解联军底线，也为内部统一意见争取时间。

    四、燕京与蔚州的策应

    萧让在西夏交涉的同时，燕京的卢俊义与朱武，以及坐镇蔚州的我，也在进行着相应的策应与配合。

    卢俊义以“幽国公、河北河东宣抚使”的名义，再次向南宋朝廷上表，详细陈述了北疆局势的复杂性，点明西夏部分势力与叛逆勾结的危害，强调联军为保境安民所采取的“必要防卫与交涉措施”，并请求朝廷“明察”，给予“道义支持”。此举既是向朝廷报备，争取理解，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朝廷的威势，给西夏施加额外压力。

    朱武则通过秘密渠道，指示仍在西夏活动的乐和，设法接触西夏朝中“稳妥派”人物，传达联军愿意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并暗示若西夏能妥善处理此事，未来边贸利益可期。同时，继续搜集鬼名讹庞等人与草原部落交易、乃至可能存在的其他不法行为的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我则在蔚州，一方面命令张荣保持对废弃军寨的高压态势，但暂停更具挑衅性的行动（如污染水源），转为严密围困和持续心理战，给西夏方面留下“联军随时可以动手，但目前保持克制”的印象。另一方面，我加紧整训西山各军，囤积物资，做出随时可以应对更大规模冲突的准备，并向燕京请求，将原定增援的两千五百步卒尽快全部调至蔚州待命。

    刚柔并济，文武双管。

    军事上如弓弦紧绷，箭在弦上；外交上如履薄冰，据理力争。

    北伐联军正试图以这种复合型策略，破解由札木合与西夏勾连引发的北疆危局。

    一切，都取决于兴庆府内，萧让与西夏君臣的博弈结果，以及西夏国主李乾顺最终的决断。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