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说要领是粉饰君主自夸之事并掩盖其自耻之事。君主有私急，应指出其合公义而劝行；君主有卑念，则美化之并怨其不为；君主有高求则示害而赞其不为。欲助君自夸才智，可举他例供依据，佯装不知让其借言。进安言须以美名示其利，陈危害则明毁谤示其害。赞言须合君实绩，防其觉异；谏过则显其失，防其迁怒。顺应君主言行，粉饰其污行败迹为无害无过。君主自夸时勿以难事压抑，可尽展智辩。卑身求进耻，然待恩泽深厚时，可直指利害是非以正君行，如此则进说成。郑武公欲伐胡，先嫁女于胡君。问群臣：“可伐何国？”关其思答：“胡“武公怒杀之，称胡为兄弟。胡君闻之不备郑。郑袭胡取之。宋富家墙坏，子劝修，邻翁亦言。夜失财。富家赞子疑邻。言当，而重者死，轻者疑。绕朝言在晋为圣，在秦见诛，不可不察。
弥子瑕受宠于卫君。卫法：私驾君车者刖。弥子瑕母病，假命驾君车出。弥子瑕受宠时卫君赞其孝行，称他“忘己为母“。后同游果园，弥子瑕将吃剩甜桃给卫君，得赞“爱我忘己“。待失宠获罪时卫君指其“假命驭车、以余桃辱君“。因爱憎之变。故臣之智遇宠则显，遭厌则拙，说者必察君心。
龙可驯骑，然喉有逆鳞，触之必伤。君主亦存逆鳞，不触则近矣。
吴起劝楚悼王削弱贵族权力，裁减冗官强兵。楚悼王施行一年后去世，吴起被肢解。
商鞅助秦孝公设连坐制，焚诗书，重军功抑士族。秦由此强盛，后孝公死商鞅遭车裂。楚因拒变法而弱，秦因变法而强，然变革者皆惨死，因权贵恶新法百姓怨秩序。当今权臣贪势，民众趋乱，君主又无楚秦明君之智，法家之士焉敢效吴商之险申主张？这社会混乱而没霸王的原因。
秦孝公与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共议强国之策，探讨治国方略。
秦孝公：“继位后不忘社稷乃君道，变法立威乃臣责。今欲变法治国，改革礼制以教民，唯惧天下非议“
公孙鞅谏：“行事犹豫难成事。毋虑众议。超凡者本受俗非议，独见者遭常人讥嘲。愚者成而不知，智者见于未萌。百姓不可共议创新，可共享成功。圣德不合俗，大业不谋众“法以爱民，礼以便事。圣人治国，富则不法古，利民则不循旧礼。
孝公曰：“善！“
甘龙对曰：“圣人不易民俗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顺俗功易成，沿法吏习民安。变法更礼，恐天下议君“
公孙鞅说：“俗人守旧拘泥往事，只可守法不可论变革。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制法，愚者受制；贤者更礼，不肖者拘旧“
杜挚说：“无百倍利不变法，无十倍功不换器。效法古制无过“公孙鞅曰：“历代政教各异，何必效古？帝王不相因袭，无礼可循。伏羲神农不诛，黄尧舜诛不过度。文武因时制法，礼制器械各适其用。治国不必法古，利国则行。汤武兴非循古，桀纣亡非改礼“
孝公说：“偏僻民少见多怪，学识浅陋者好诡辩。愚者所笑是智者所哀；狂者所喜是贤者所忧。世俗偏见之论，吾不复惑“
孝公颁垦荒令
奸臣皆欲顺君意取宠。取舍一致而无对立者未有。此臣得宠之道。奸臣凭宠可进退群臣，若君无法术制之，检验察之必轻信。现宠臣欺君营私，致君主蒙蔽、奸臣掌权，忠臣难展才智，官吏难行法治。人皆趋利避害：忠臣身困家贫，奸臣富，孰能舍安就危？至此，欲求吏治无奸不可得。近臣见忠贞无利，必弃正理而附权贵。若官吏正直无法自保，必结党营私迎合权臣，致君主危。明法之士当献策彰法令、制奸臣，以尊君安国。君主应依名实定是非，行赏罚，不囿世俗之言。根据验证来鉴别言论。因此近侍宠臣，知欺诈不可能求平安，会说：“我如不去掉奸私，尽心侍奉君主，通过互勾结胡乱褒贬来求平安，这像背负重担掉入深渊想逃生”各级官吏知作奸营私不可平安说：“我不用清廉方正执法令，贪诈肮脏违反法令来谋私利，没指望”利近臣不敢欺君，百官不敢鱼肉百姓。圣人治国使人效力非赖仁爱。君臣无亲，以正直得利则尽忠，否则营私。明君设赏罚昭示天下，不亲为国亦治。君主不恃耳目而仗法术权势，使天下不得不视听，居深宫而明察四海，臣民莫能蔽欺。秦国旧俗君臣废法谋私，致国乱兵弱君卑。商鞅劝变法易俗，明公道、奖告奸、秦民惯于赦罪显贵，易触新法。严刑重赏下民初怨而法终行。大治，国泰兵强、地广君尊。其治在严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