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牌封装后第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周秉渊参与协助处理一批庚子年流失海外、近期追索回归的文物。其中有一箱杂乱物品，登记为“西什库教堂附近民居发现，疑似当年联军士兵私藏”。在箱底，他发现了一本破烂不堪的拉丁文与中文混杂的笔记，属于某个曾短暂在京的法国随军医生。笔记潦草，记录着见闻与所谓的“医学观察”。
其中一页，让周秉渊如遭雷击：
“……在帝国皇宫附近，获得一件奇怪的木制品，来自一位急于换钱的士兵。上面有奇怪的红色，士兵坚称那是‘皇帝敌人的血’。我出于好奇，用随身携带的初步试剂检验，那红色部分遇到稀硫酸与硫氰化钾溶液，呈现极鲜明的血红色……这很有趣，但我必须指出，这并非人血。根据我的经验，这更像是某种铁盐与植物单宁的络合物，在特定条件下（或许与皮革处理、某种染料或宫闱愚蠢的秘药有关）形成并渗入木材。东方人似乎对‘血’有着迷信般的执着，那位士兵和他的买家恐怕要失望了。真正的血迹，在数百年后，绝不可能保持如此均匀鲜艳的颜色，并呈现这样的化学反应。这不过是一次有趣的化学把戏，或是无知的产物……”
字迹在周秉渊眼前模糊、晃动。稀硫酸与硫氰化钾……那是检测三价铁离子的特征反应！铁盐与植物单宁……络合物……
他踉跄冲回单位，不顾一切地申请，重新打开那只密封匣。手续特批，在数人见证下，木牌再次暴露在空气中。他取了自己当年保留的、绝无可能污染的最初那点“血痕”样品，以最严谨的科学程序，重复了笔记中提到的，以及更精密的现代检测。
结果冰冷而确凿：主要显色成分，是三价铁离子与植物单宁类物质的稳定络合物。人类血液残留的标记物含量，低到近乎背景噪音，完全不足以形成肉眼可见的、如此均匀的“血沁”。那几点“组织碎屑”，经更先进的dn技术分析，确定为多种环境微生物与古代常见胶黏剂的混合物，与人体组织无关。至于木牌背面的“镇怨牌”刻文，经显微分析与木纹比对，其刻痕与木质老化程度，与正面的“百树红霞”四字存在显著差异，显然是后期（很可能是康熙或乾隆时期）刻上去的，刀法、力度、工具痕迹皆不同，所用填充掩盖物，亦属清代常见材质。**
没有大规模的血祭，没有剥皮实草的人体组织浸渗，没有以血肉魂魄“敕造”的法器。所谓的“血沁”，极有可能，只是明代宫廷中某种现已失传的、用铁盐与植物染料（或许来自“红霞”榆叶或其他原料）混合制成的特殊涂层或浸染工艺，用于某种特定场合（也许与嘉靖帝痴迷的道教仪轨或宫室厌胜有关），年深日久，深深沁入木质，并在特定环境下微量析出。而清人发现此牌，因其颜色与出处，附会了前明血腥宫变的传说，甚至可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渲染前明暴虐，或掩盖他们在处理前明宫室时的其他行为），刻意伪造了背后的“镇怨牌”铭文，将其塑造成一个血腥、诡异、可供利用的“前朝秽物”象征。
数百年的恐怖想象，几代人的战战兢兢，无数隐秘的记载与附会，周秉渊和他的前辈们基于有限知识和史料所构建的那套逻辑严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在科学的、无可辩驳的检测数据面前，轰然倒塌，碎成一地荒谬。
修复室里，死一般沉默。当年参与此事的几位老者，包括魏老，都已故去。如今在场的，是周秉渊和他的后辈。众人望着那静静躺在工作台上的乌木牌，“百树红霞”四字依旧，暗红颜色依旧。只是，那红色不再象征着无尽的血腥与怨毒，它只是一场化学的偶然，一个历史的误会，一层被刻意利用的、厚重的时间包浆。
没有泣血的冤魂，没有需要镇压的怨灵。只有一块被特殊工艺处理过的明代木牌，因为颜色，因为出处，因为后世层累的想象与有意无意的构造，承载了数百年过于沉重的、本不属于它的恐怖叙事。
周秉渊缓缓跪倒在地，不是因为敬畏或恐惧，而是一种极度的虚脱与荒谬感攫住了他。他想起魏老当年那句“怨气恨意，入了木”，想起自己无数个日夜面对它时的惊悸，想起小组众人得知“真相”时的沉重与抉择，想起那些被永久封存的档案，想起自己背负多年的、关于极端暴行之物的秘密与心理重压……
原来，没有剥皮实草，没有血肉入木，没有咒诅法器。只是一块上了特殊“红漆”的牌子。
“哈……哈哈……”他喉头滚动，发出一声似哭似笑的呜咽，最终化为难以抑制的悲怆。为那被想象出的十六个“罪婢”，为那段被强加的极致残酷，也为这数百年间，所有被这个虚幻的“血腥符号”所震慑、所误导、所折磨的心灵，包括他自己。
其他在场者，亦先后颓然跪倒，或掩面，或垂首，修复室里，一片死寂的悲凉。他们不是被历史的残酷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