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维翰摆摆手。自那夜起，心悸如附骨之疽。白天在人前，他仍是那位果决的桑相公，批公文、议朝政、调兵马；可一到独处，空气便会骤然变冷。有时在书房，有时在轿中，甚至前日在朝堂上，他几乎又要厉声喝出那句“汝焉敢此来”。
贴身侍卫张武曾小心翼翼问：“相爷可是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要不请道士……”
“荒唐。”桑维翰打断，“治国者不信怪力乱神。”
他说得斩钉截铁，却连夜命人将卧房所有镜子撤走。不敢照镜子，怕看见镜中不止自己一人。他开始细细回忆仕途：那些不得不做的交易，那些“为大局”而牺牲的小民，那些用仁义包装的权谋。每忆一桩，心口便冷一分。
第七日深夜，他伏案小憩。
梦来得清晰异常：他穿紫袍、戴长翅帽，仪仗齐整。车马候在府门外，青色辕马不安地踏着前蹄。他踩上踏凳，正要登车赴一场紧要朝会——忽然马匹长嘶，挣脱缰绳，朝着浓雾深处狂奔而去。
“追！”他急喊。
可雾气吞噬了街道、屋檐、整个开封城。他在空无一人的长街上奔跑，官帽跑丢了，发髻散乱，最后跪在浓雾中，听见雾气深处传来少年人的哭声，和十年前洛阳城外的一模一样。
桑维翰惊醒，官袍被冷汗浸透。
“备轿。”他哑声吩咐，“去大相国寺。”
方丈禅房里，檀香袅袅。老和尚听完他的讲述——自然隐去了那些政治机密，只说“近日多幻视、噩梦”——缓缓拨动念珠。
“施主可听过‘债主追魂’？”老和尚眼如古井，“不是鬼魅，是自己欠下的债，化形而来。”
“如何化解？”
“债分两种：还得清的，还以金银性命；还不清的，还以忏悔公义。”老和尚合十，“施主眉间黑气聚而不散，所欠怕是后者。”
回府路上，桑维翰闭目倚轿。轿外市井喧嚷：小贩叫卖、孩童嬉戏、茶楼说书人正讲“桑相公巧计安天下”。他忽然掀开轿帘，对张武说：“去城西难民棚。”
那是他三个月前下令划出的安置地，收容因契丹扰边而南逃的百姓。棚屋低矮，污水横流，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在泥地里挖野菜。人们认出他的轿子，远远跪倒一边，额头抵着污土。
桑维翰站在那儿，紫袍金带与周遭格格不入。一个老妇颤巍巍捧上半碗菜粥：“相爷……赏脸……”
他接过来，粥已馊了。
那夜，他连夜起草奏章：请减三成军费，拨作安民款；请严惩纵兵劫掠的边将；请重修与北境诸镇的盟约，减少对契丹依赖。写至黎明，墨迹未干，他忽笑出声——这些条款若真施行，等于否定了自己十年心血。
“值得吗？”他问空荡的书房。
无人应答，但空气不再冷了。
次日朝会，奏章刚念至一半，武官队列已哗然。昔日盟友怒目而视，枢密使冷笑：“桑公莫不是老了，开始妇人之仁？”年轻皇帝犹疑不定，最后将奏章“留中不发”——搁置不议。
散朝时，昔日门生绕道而行。桑维翰独自走过漫长的宫道，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细长扭曲。他忽然明白：那条用现实利益铺就的路，一旦踏上，便不能回头。沿途每一块砖石，都沾着“不得已”的血泥，铺得越远，债台筑得越高。高到某天回首，来路已没入迷雾，而前方——没有前方，只有迷雾深处奔逃的马，和永远追不上的车驾。
最后的日子，桑维翰异常平静。他不再心悸，只是常站在庭院那棵老槐下，看蚂蚁搬运落花。蚂蚁队伍整肃，每只都背负远超自身的重量，沿着固定路线爬行，从不敢偏离——像极了官场中的每个人。
事变来得很快。那日他正在批阅最后一批公文，叛军破门声、家仆惨叫声、火焰噼啪声混成一片。张武浑身是血冲进来：“相爷，快走密道——”
桑维翰摇摇头，将刚写完的《安民十策》封好，压在那方“鞠躬尽瘁”的镇纸下。然后整了整衣冠，紫袍有些旧了，袖口磨损处露出经纬。
“相爷！”张武哭了。
他摆摆手，独自走向中堂。火焰已蹿上房梁，热浪扭曲空气，恍惚间又见那双少年的眼睛——但这次，眼睛里的恨意淡了，只剩悲悯。像在怜悯他这个一生计算得失，最后却算不清一笔良心账的人。
桑维翰忽然笑了。
原来那夜赤马逃入迷雾，不是凶兆，是最后的启示：车驾代表他选择的道路，马匹象征内心的良知。马跑了，车自然哪儿也去不了。而他用了整整十年才明白：没有良知的道路，从来都是绝路。
火舌舔上袍角的瞬间，他轻声说：“你终于来了。”
不是呵斥，是和解。
后世史书载：后晋开运三年，桑维翰为叛军所害，年四十九。其联契丹之策毁誉参半，唯开封百姓闻其死，有焚纸祭于暗巷者。纸灰飞扬，如黑蝶纷舞，良久乃散。
都说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