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清晨，相府侧门外来了个不一样的人。那人穿件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攥着张叠得整齐的麻纸（那是他的“刺”，也就是名片），头发用根木簪绾着，身上还带着股淡淡的旧书墨味。他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外，既不往前挤，也不跟门房搭话，只是安安静静地等着，偶尔抬头看看相府匾额上“李府”两个烫金大字，眼神里没有谄媚，倒有几分认真。
这人便是管子文。他出身寒门，没考功名，却一辈子泡在书堆里，尤其爱读史书，从《史记》里的秦汉兴衰，到《汉书》里的贤臣故事，他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听说李林甫新当宰相，他揣着自己琢磨了半个月的话，特意从城郊的破屋里赶来，想跟这位新相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可没等他靠近，一个穿灰布短打的门房就叉着腰走过来，上下打量他一番，鼻子里哼了一声：“哪儿来的穷酸？没看见这是相府吗？大人们都还没轮上见宰相呢，你一个布衣也敢来凑热闹？”
管子文把手里的刺往前递了递，声音平和却坚定：“在下管子文，略通八体书法，更读了些古今兴亡的书，想跟相爷说句关乎国事的话，劳烦小哥通报一声。”
“嘿，你还挺会说！”门房伸手把他的刺拨到一边，“相爷忙着呢，哪有空见你这种没名没姓的？赶紧走，别在这儿挡道！”说着还推了管子文一把，差点把他手里的刺给推掉。
管子文捡回刺，拍了拍上面的灰，没跟门房争执，只是往后退了几步，站到路边的老槐树下。从清晨等到正午，太阳晒得他额头冒汗，粗布衫都湿透了，他还是没走；又从正午等到傍晚，官员们渐渐散了，相府门前的车马少了，他依旧站在树下，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刺。
天快黑时，相府里走出个穿青衫的管家，看样子是要去买东西。管子文连忙上前，拦住管家的路，再次递上刺：“管家请留步，在下管子文，有要事求见相爷，还请您通融一下。”
管家看他站了一天，脸晒得通红，却没半点不耐烦的样子，心里也有了几分佩服，便接过刺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相爷说说，成不成可不一定。”
没想到，李林甫听说有个“八体书生”要见自己，还特意等了一天，倒来了兴致。他刚当上宰相，心里既有几分得意，也藏着些忐忑——毕竟朝中非议不少，他也想听听不同人的声音，便对管家说：“让他到后院的宾馆（古代招待宾客的院落）来，等夜深了，我在月下见他。”
月亮升起来时，管子文跟着管家走进相府后院。院子里种着几棵桂树，月光洒在地上，像铺了层白霜，石桌上还摆着一壶刚温好的酒。李林甫穿着便服，站在桂树下，见管子文进来，便拱手道：“先生久等了，快请坐。”
管子文也不客套，在石凳上坐下，开门见山：“相爷，在下不是来求官，也不是来送礼的。我读了一辈子史书，见多了古往今来的兴亡事——有的君主因为听了一句忠言，就能让国家兴盛；有的君主因为听不进一句劝，就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如今相爷刚掌权，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我想跟您说句心里话。”
李林甫端起酒杯，给管子文倒了一杯，语气带着几分谦虚：“先生过誉了。我能当上宰相，不过是陛下抬爱，其实我自己也怕能力不够，担不起这重任，反而招来灾祸。先生今天肯来，就是我的福气，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哪怕是批评我的话，我也听。”
管子文端起酒杯，却没喝，只是看着杯中的月影，缓缓说道：“相爷这话我信。可我得先跟您说句实话——古人不轻易开口提建议，不是怕得罪人，是知道‘说容易，听难’啊。您现在说愿意听，可真到有人跟您提反对意见，跟您说您做得不对的时候，您还能静下心来听吗？”
他顿了顿，接着说：“就说汉初的刘邦吧，他本来是个亭长，没多少文化，可他能听张良的、萧何的，甚至能听韩信的——韩信一开始还投奔过项羽，项羽不听他的，刘邦却听了，最后才得了天下。再看商纣王，他多有本事啊，可他听不进比干的劝，反而把比干杀了，最后周武王打来，他只能在鹿台自焚。这就是‘听’与‘不听’的区别。”
李林甫捻着胡须，没说话，眼神里多了几分凝重。管子文又说：“相爷现在身居高位，身边肯定有很多人跟您说好听的，说您做得好，说您有本事。可这些话听多了，容易让人飘，容易让人看不见自己的错。我今天来，就是想提醒您——别被那些奉承话迷了眼，多听听不一样的声音，哪怕是布衣百姓的话，只要说得有道理，您也得听。”
“您别觉得百姓的话没分量，”管子文往前凑了凑，声音更恳切了，“当年汉文帝的时候，有个叫贾谊的年轻人，不过二十多岁，给文帝写了篇《治安策》，里面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提醒文帝要注意诸侯的问题。文帝听了，虽然没立刻采纳，却一直记在心里，后来到了景帝、武帝，才慢慢解决了诸侯之乱。贾谊当时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