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决堤本就是他守土有责的疏漏，更何况此次决堤并非天灾所致，而是修缮河堤时的偷工减料与款项克扣，才让本应固若金汤的堤防在汛期来临之际不堪一击。
此事若败露，朝廷追责下来，他这个知府首当其冲。
虽说他早已投靠申王赵佖，平日里也靠着王爷的庇护在地方上呼风唤雨，但陈端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一次的篓子实在太大了，就算王爷有意保他，降职贬谪也是免不了的。
为何他会如此笃定？这便要从大宋开国以来的国策说起了。
当年太祖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天下，深知武将拥兵自重的隐患。
建隆二年，太祖在宫中设宴，宴请石守信、高怀德等开国功臣。酒过三巡，太祖屏退左右，故作忧虑地叹道：“朕非尔曹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众将闻言大惊，忙问其故。太祖接着说道：“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石守信等人连忙叩首：“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太祖摇头道：“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麾下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这番话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众将。
他们深知太祖的猜忌，也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连忙恳请太祖指一条明路。
太祖顺势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
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朕且与汝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次日，石守信等人便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除兵权，太祖一一准奏，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让他们归家颐养天年。
这便是历史上着名的“杯酒释兵权”。
这一举措，固然彻底解决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武将作乱的顽疾，让大宋迎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稳定。
但凡事皆有两面性，“杯酒释兵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样深远。
为了防止武将权力过重，太祖不仅解除了功臣的兵权，还推行了一系列限制武将的制度：武将调任频繁，“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设立枢密院，由文官掌管军政，武将出征需听从朝廷调度，处处受制；
甚至在社会地位上，武将也远不如文官，民间流传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
而与“杯酒释兵权”相辅相成的，便是大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
太祖深知，要治理偌大的天下，离不开文官集团的支持。
他曾立下祖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一祖训被后世帝王奉为圭臬，也让文官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与话语权。
为了笼络士大夫，大宋大力发展科举制度，扩大取士规模。
太祖时期，科举录取人数尚少，但到了太宗、真宗朝，录取人数逐年递增，甚至出现了“殿试不黜落”的情况，只要通过省试，殿试基本都能中第。
科举成为了寒门子弟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也让文官集团的队伍日益壮大。
这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官，不仅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更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他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朝廷中形成了强大的势力。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让大宋的文化、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文官集团主导下的朝廷，重视文治，推崇儒学，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宋词、理学等文化成果光耀千古；
同时，朝廷鼓励商业发展，打破了坊市界限，出现了夜市、早市，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汴京、临安等城市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
但这一国策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
由于文官集团地位过高，权力过大，导致朝廷内部党争不断。
从仁宗朝的庆历新政，到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再到哲宗、徽宗朝的新旧党争，文官集团内部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相互攻讦，尔虞我诈，严重内耗了朝廷的精力。
同时，文官集团的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
由于“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文官即使犯了重罪，也往往不会被处以极刑，最多只是降职、贬谪，这也让一些文官有恃无恐，贪赃枉法，中饱私囊。
正是这两大国策的推行，造就了大宋“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
在大宋，文官的地位崇高至极，甚至号称“刑不上大夫”。所谓“刑不上大夫”，并非指文官犯罪可以逍遥法外，而是指文官犯罪后，不会像平民百姓或武将那样受到严厉的刑罚。
按照大宋的法律，文官犯罪，一般会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降职、贬谪、流放等处罚，极少有被判处死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