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早上，哨子响了三遍，知青点的门才吱呀一声被推开。
赵卫东裹着一件露出棉絮的旧棉袄，缩着脖子走出来，脚下的胶鞋早就磨破了底，露出的脚趾头冻得发紫。
他看了一眼漫天飞雪的天，又看了一眼远处白茫茫的田野，重重地叹了口气。
“都起来吧，”他哑着嗓子喊！
“队长说了，今天去拾红薯茬，拾得多的，队里多给半斤红薯面。”
屋里静悄悄的，没人应声。
赵卫东又喊了一遍，才听见孙梅的声音，细若蚊蚋：
“卫东哥，我……我起不来了，浑身疼。”
赵卫东推开门进去，一股混杂着汗味、霉味和冻疮药膏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土炕上，几个女知青缩成一团，脸色苍白。周兰的手上，冻疮烂得流脓，缠着脏兮兮的布条；吴芳的脸冻得通红，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郑秀年纪最小，才十六岁，这会儿正蜷在被窝里，肩膀一抽一抽地哭。
钱建国裹着被子坐起来，眼睛里布满血丝，他看着赵卫东，声音沙哑：
“卫东，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赵卫东没说话，他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
他只知道，队里的口粮早就见底了。每天的伙食，是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外加一个拳头大的红薯面窝头。
饿，是这群知青每天要面对的头等大事。他们挖过野菜，剥过树皮，甚至去河沟里捞过水草，可到了冬天，连野菜都冻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地，和没完没了的风雪。
比饿更难熬的，是冷。没有煤，没有柴火，知青们只能捡些枯枝败叶，烧一小堆火，刚暖和一会儿，就灭了。
晚上睡觉，他们穿着衣服睡，戴着帽子睡，可还是冻得睡不着。郑秀的脚，冻得肿成了馒头，连路都走不了，每天只能躺在炕上，望着房顶的破洞，数着飘落的雪花。
“我想家了，”郑秀抽噎着说！
“我想我妈做的红烧肉，想我爸买的糖葫芦……”
她这话一说，屋里的女知青都红了眼眶。孙梅抹了抹眼泪，哽咽道：
“我也想，想城里的暖气，想家里的大床……这里太冷了，太苦了，我受不了了。”
钱建国把被子一掀，猛地坐起来，眼神里透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
“受不了就走！回城里去！”
这话一出，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走？怎么可能？来的时候容易，走的时候难。要回城，得有介绍信。没有公社开的介绍信，火车站不让买票，就算混上了火车，到了城里，也会被当成盲流遣送回来。
“介绍信……”周兰喃喃道：
“公社哪会给我们开介绍信啊？王书记说了，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好好改造，休想回城。”
王书记是红星公社的党委书记，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脸膛黝黑，作风强硬。
他对知青们要求严格，动不动就开批斗会，说知青们“娇气”“怕苦怕累”“忘了本”。知青们背地里都叫他“王阎王”。
钱建国咬着牙：
“不给开，就去磨！去求！去闹！总比在这儿冻死饿死强！”
他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知青们沉寂已久的心湖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是啊，总比在这儿冻死饿死强。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野草似的，疯长起来，怎么也压不住。
李家村的知青们，是最先行动起来的。
钱建国是个急性子，当天下午，他就揣着一个冷硬的红薯面窝头，顶着风雪，去了村支书李老头家。
李老头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脸上刻满了皱纹，手里常年攥着一杆旱烟袋。他对知青们，不算坏，也不算好。知青们干活卖力，他就多给点口粮；知青们偷懒耍滑，他就去公社告状。
钱建国进了李老头家的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李老头正坐在炕头上，抽着旱烟，他的老婆子，在灶膛边烧着火，锅里炖着一锅红薯粥，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
钱建国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他咽了咽口水，堆起一脸笑容：
“李大爷，我来跟您说个事。”
李老头抬了抬眼皮，看了他一眼，吐出一口烟圈：
“啥事？”
钱建国搓着手，小心翼翼地说：
“大爷，您看，这冬天太冷了，我们知青的身子骨，实在扛不住了。想……想回城里一趟，治治病，养养身子。您能不能……能不能给我们开个介绍信，证明我们在村里的表现？”
李老头吧嗒吧嗒抽着烟，没说话。钱建国又说：
“李大爷，我们知道，我们来村里这么久，给您添麻烦了。可我们是真的熬不下去了，您就行行好，帮我们一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