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方政权的地理分野与经济格局重构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南方相继存在南唐、吴越、闽、南汉、南平、楚等割据政权。这些政权因秦岭—淮河地理屏障的缓冲，受北方战乱冲击相对较小，得以依据地域特性发展差异化经济模式。长江中下游的南唐坐拥江淮平原与鄱阳湖流域，水网密布、土壤肥沃，成为当时最发达的农耕区；吴越盘踞浙江沿海，钱塘江流域与明州（今宁波）、杭州港构成海上贸易网络；闽政权控制福建丘陵与泉州港，依托台海航线发展海外 merce；南汉据有岭南，珠江三角洲的稻作农业与广州港的蕃商贸易并存；南平扼守荆南（今湖北荆州），借长江航运枢纽掌控南北物资转运；楚政权统治湖南，洞庭湖平原的稻米生产与潭州（今长沙）的茶市贸易支撑其经济命脉。
地理环境的差异直接塑造了经济结构的分野。南唐、楚等政权因平原广袤，农业税赋占财政主导；吴越、闽、南汉则因海岸线绵长、港口优良，商业与海外贸易成为经济支柱。这种经济形态的分化，使各政权的户籍管理呈现出重农与重商的两条路径——前者以土地为核心绑定人户，后者以市场为导向调整户籍分类，形成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上罕见的地域实验场。
二、农业型政权的户籍管理：以南唐、楚为例
（一）南唐：田亩—人丁绑定的版籍制度
南唐（937—975年）统治区域涵盖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东部，其核心区江淮平原自唐朝中期已是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财赋重地。烈祖李昪建国后，推行保境安民政策，将唐朝后期崩坏的均田制残余与五代流民重新整合，建立以田亩为基准的户籍体系。
1. 户籍与土地的双重登记：南唐仿唐朝黄册与鱼鳞图册制度，在州县设版曹，以里正为基层单位，登记人户姓名、年龄、丁口数，同时绘制田亩四至图，注明土地所有者与赋税额度。据《江南野史》记载，昇元三年（939年），南唐下令验田定税，对占田过百亩者加征超额税，迫使大姓豪强如实申报人丁土地，此举使户籍人丁与实际耕地的吻合度达70%以上。
2. 屯田户与民户的分野：为恢复因战乱荒芜的土地，南唐在边境与江淮流域推行军屯与民屯。屯田户由政府分配耕牛、种子，户籍单独造册，隶属于营田使，需按收成比例缴纳实物税，且不得随意迁徙。据《十国春秋》载，昇元年间仅昇州（今南京）周边即有屯田户三万余，其户籍管理严格程度远超普通民户，形成兵农合一的特殊群体。
3. 赋税征缴的户籍联动：南唐赋税以两税为主，夏税征钱，秋税征粮，均以户籍登记的人丁与田亩为依据。中主李璟时期，因与后周战争频繁，曾按户籍丁口加征丁身钱，每丁年纳千文，导致江南百姓生子不举以逃税。这种高度依赖户籍的赋役制度，虽短期内充实了国库，却也埋下了后期民户逃亡的隐患。
（二）楚：茶税经济下的户籍变通
楚（896—951年）统治湖南地区，境内洞庭湖平原为湖广熟，天下足的早期核心区，且湘江流域的茶叶种植兴盛。马氏政权依托茶马贸易构建经济体系，其户籍管理既重农耕，又因茶税特殊性呈现灵活特征。
1. 茶户的专门化登记：楚在潭州、岳州设茶场司，将种植茶叶的农户单独编为茶户，户籍注明茶园面积、茶叶品种，每年按产量缴纳茶租。据《九国志》记载，天福年间（936—942年），楚仅潭州茶户即有五万余，茶税收入占财政总额的40%。为防止茶户逃税，楚政权规定茶户不得改业，户籍世代相袭，类似明朝匠户制度。
2. 商屯结合的户籍调整：楚与岭南南汉、江淮南唐开展茶叶贸易，为保障商路安全，在湘桂走廊设商屯，招募商人与流民垦荒，户籍归镇将管理。商屯户既需耕种戍守，又可从事商业运输，形成亦农亦商的混合户籍，这在重农抑商的五代时期实属罕见。
3. 流动人口的临时附籍：每年茶季，各地茶商云集潭州，楚政权在城外设客籍院，对停留超过三月的茶商进行临时登记，按交易额征收住税。这种临时户籍管理虽未突破重农框架，却反映了商业发展对传统户籍的冲击。
三、商业型政权的户籍创新：以吴越、闽、南汉为例
（一）吴越：海上贸易驱动的户籍分层
吴越（907—978年）据有浙江及苏南部分地区，境内钱塘江、甬江流域水运发达，明州、杭州港是当时中国对日本、朝鲜的主要口岸。钱氏政权善事中原以保境，依托海外贸易积累财富，其户籍管理呈现明显的商业导向。
1. 市舶户籍与蕃商管理：吴越在明州设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将从事海运的舶商单独编为海商籍，登记船只规模、贸易路线、货物种类。据《吴越备史》记载，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吴越首次对蕃商实行保甲制，每十艘蕃船编为一保，推举保长负责户籍登记与税收，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