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触到那张纸条的瞬间，我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
风不知何时又起了，吹得桥下残存的塑料袋打着旋儿贴着地面跑，像某种无声的催促。
我慢慢把它从夹层里抽出来，边角已经磨得起毛，字迹是用蓝黑墨水写的，一笔一划工整得不像随手记下的东西——清河巷17号，楼下信箱3b。
这地址像一根锈了的针，猛地扎进记忆最深的褶皱里。
那是我家最后一处老宅。
拆迁前那年冬天，父亲蹲在楼道口数补偿款单子，手冻得发抖，却还是把一把铜钥匙塞进我手里：“以后这是你的家。”他说这话时眼神亮得吓人，像是终于把什么重担交出去了。
可我没守住它。
搬家那天混乱不堪，箱子堆成山，亲戚来来往往，我在车上翻遍所有口袋也没找到那把钥匙。
后来再没人提，我也就假装忘了。
可我一直没敢告诉父亲，我弄丢了“家”的入口。
而现在，这张纸条怎么会出现在培训资料袋里？
那些文件都是刘培训师亲手整理归档的。
她没打电话，没留言，甚至连个符号都没加。
就像她早就知道——有些门，别人踹不开，也推不动，只能等你自己伸手去碰。
我攥紧纸条，指节发白。
导航早就自动切换了路线，新的目的地静静浮现在屏幕上：清河巷旧址。
车子发动时，天光已经彻底漫过楼宇，晨雾散尽，城市开始喘气。
半小时后，我站在一片开阔的绿化带前。
曾经低矮的老屋群早已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草坪、步道和儿童游乐设施。
几棵新栽的银杏歪斜地立着，还没长出多少绿意。
我沿着记忆中的格局一点点挪动脚步，直到停在一棵松树旁——这里曾是单元楼入口，信箱就嵌在墙角。
3b信箱的位置如今立着一块纪念铭牌，黄铜质地，刻着这片街区曾居住过的家庭名单。
我蹲下来，指尖缓缓滑过那一排排名字，灰尘沾在指甲缝里，有点涩。
终于，触到了那四个字：林建国一家。
父亲的名字。
喉咙忽然一紧。
我想起他最后一次送我出门，背影佝偻得厉害，嘴里还念叨：“在外面别太拼，累了就回来。”我当时笑说“我又不是小孩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之后三个月，他突发脑溢血住院，我赶回去时他已经说不出话。
等他走后，我才听邻居说，那阵子他总一个人坐在空屋里，翻我的旧相册。
我正出神，身后传来脚步声，沉稳，不疾不徐。
回头一看，赵顾问穿着便装，黑色夹克，裤脚沾了些泥，手里拎着个工具包。
他走到我身边，没问我在干什么，只是看了看铭牌，又扫了眼四周的地势，然后打开包，取出一台金属探测仪。
“听说你在找东西。”他语气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没答话，只是往旁边让了半步。
他点点头，开始一寸寸扫描地面。
机器发出轻微的嗡鸣，在靠近铭牌右侧约三十公分处突然尖锐起来。
他蹲下，从包里拿出小铲，一点一点掘开泥土。
不多时，一个锈迹斑斑的小铁盒露了出来。
我接过盒子，手指微微发抖。
打开的刹那，呼吸几乎停滞。
里面没有钥匙。
只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我和父亲站在老屋门前，阳光正好，我举着一辆红色玩具摩托，咧嘴大笑，牙都没长齐；他站在我身后，一只手搭在我肩上，笑得眼角全是褶子。
那是我十岁生日那天拍的。母亲还在世，家里还有笑声。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父亲的笔迹：“致远长大了，要带爸爸兜风。”
我把照片紧紧按在胸口，仿佛能透过薄薄的纸面感受到那天的阳光。
可越是温暖，心里就越空。
我已经不是那个会缠着爸爸要糖吃的孩子了，也不是那个说“以后我要养你们”的少年。
我是林致远，一个靠拍外卖日常走红的“励志哥”，一个被万人围观却又无人真正理解的陌生人。
我抱着铁盒，在路边长椅上坐下。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信号恢复的提示音。
我拨通了刘培训师的电话。
接通后，我没说话。
她也没催。
过了很久，我才开口：“我不是想找钥匙。”
风吹得电线嗡嗡响，像谁在低语。
“我是怕……打开了门，发现自己已经配不上那个家里的人了。”
沉默蔓延了几秒。
她声音很轻，却像刀子一样准：“那你现在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