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志稿”这四个字像一根烧红的铁针，刺进我的太阳穴，又顺着血脉游走全身。
我坐在办公室的旧皮椅上，窗外夜色浓稠得难以化开，只有远处高架桥上偶尔掠过的车灯，像流星划过荒原。
父亲临终前反复念叨的那句话，此刻在我耳边炸响：“咱们林家三代人守的不是一本书，是命根子。”
我点开何会长发来的拍卖行链接。
高清图片拍得很考究——泛黄的宣纸封面，墨迹斑驳，右下角盖着一枚朱红大印：“林氏宗祠光绪三十年藏”。
我一眼认出那是爷爷亲手刻的印，边角那一道裂痕，是六十年前暴雨冲垮祠堂时留下的。
它真的出现了。
二十年前那次“文化普查”，村里老文书突然暴病身亡，紧接着村志失踪，父亲为此跑了三年信访，最后只换来一句“资料遗失，无法查证”。
如今，它竟以三百万瑞士法郎的价格，出现在日内瓦的拍卖台上，委托方还是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文化遗产信托基金”。
我冷笑一声，手指猛地砸向桌面。
李维汉的影子，就在这一页泛黄的纸上缓缓浮现。
我立刻拨通李网络追踪员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便接通，他的声音清醒得不像这个时间点该有的状态。
“已经查过了。”他说，“那个信托基金的IP地址，在三个月内七次接入‘新黎明计划’内网服务器，最后一次登录时间，就在村志上拍前十二小时。”
我闭上眼睛，胸口像压了块石头。
这不是巧合。这是挑衅。
他们不是想卖一本旧书，而是想把我们的根，明码标价地拍卖给全世界。
天亮前，作战会议在基金会地下会议室召开。
郑商业仲裁员穿着笔挺的灰西装，手里抱着一叠文件，眼神锐利如刀：“我们要打的不只是归属权，是道德制高点。”
“对方律师一定会说‘善意取得’，主张他们不知来源非法。”他翻开资料，“所以我们得证明——他们早就知情，且故意规避审查。”
我点头：“音频呢？”
“准备好了。”郑先生眼神一沉，“陈世昌五年前在镇上酒宴上的录音，他说：‘一本破书换五十万，谁说村里没油水？’当时有人用手机录了一段，后来转给了一个在外打工的村民，上周才被我们找到。”
“还有，”他顿了顿，“我们拿到了当年负责普查的档案员银行流水，一笔五十万的匿名转账，时间刚好对得上村志失踪。”
证据链闭合了。
但我知道，法律程序再快，也赶不上一场拍卖的倒计时。
七十二小时后，那本村志就会被某个匿名买家拍走，从此消失在私人收藏的暗室里。
“得让全世界知道这本书记载的是什么。”我说。
周后勤支援官推了推眼镜：“我们可以公开部分内容，发起民间响应。”
“不止是公开。”我站起身，目光扫过每个人，“我们要让这本书记住的人，亲手把它抄回来。”
“万人手抄村志”行动在当天中午上线。
我们把已数字化的村志内容拆解成单页，每一页都标注出处与背景故事。
有人抄的是迁徙路线图，有人写的是祖训家规，还有一页，是光绪年间林氏先祖带领村民抗洪的记述，墨迹斑驳，却字字如铁。
公告发出不到四十八小时，微博话题#我在远方抄故乡#冲上热搜。
海外华人社团自发组织抄写会，温哥华的老人用楷书誊录族谱，巴黎的留学生用法语翻译节选，甚至有位盲人志愿者，用盲文一针一针“写”完了整本序言。
第七天，我们收到了十八万三千七百六十二份手稿。
它们被整齐打包，寄往日内瓦拍卖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驻外使馆，每一份都附着一张小卡片，上面印着同一句话：
“你们卖的是纸，我们传的是根。”
舆论彻底反转。
西方主流媒体开始报道这场“文化觉醒运动”，BBC称其为“数字时代的文脉抵抗”，《纽约时报》评论：“当一本村志成为全球华人共同的记忆容器，它的价值早已超越文物本身。”
第七十二小时，国际文化财产仲裁院宣布：暂扣拍卖，启动归属权调查。
我站在基金会的落地窗前，看着新闻直播画面中那本静静躺在玻璃柜里的村志，手指微微发抖。
赢了？还没。
这只是开始。
我打开电脑，调出李网络追踪员刚传来的最新数据——那家开曼信托基金的服务器，最近一次数据上传，目的地不是日内瓦，而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离岸数据中心。
而且，IP地址的跳转路径中，出现了“新黎明计划”核心防火墙的例外白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