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河倾泻。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李发来的定位截图：首尔江南区某栋写字楼，信号源再度活跃，强度提升47%。

    我握紧手机，嘴角竟浮起一丝冷笑。

    他们怕了。

    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只能躲在监控屏后看真相的孩子。

    我是来清算过去的。

    而这场风暴，才刚刚开始。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定位截图，那一点猩红的光标在首尔江南区的地图上微微闪烁，像一颗不肯熄灭的心脏。

    风从露台边缘灌进来，吹得衣角猎猎作响，可我心里却燃起一团火——不是愤怒，是清醒。

    李维汉终于坐不住了。

    听证会结束不到四十八小时，一条“内部消息”便悄然在几家境外财经媒体间流传开来：林致远将亲自前往首尔，彻查“新黎明二期”项目真相。

    这消息是我放出去的，一字不差，却也没说真假。

    我只是让孙把我的行程表“不小心”泄露给了一个与李维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公关公司。

    果不其然，第三天清晨，郑仲裁员收到一封匿名邮件，署名是某国际调解基金会，提出愿意促成“私人和解”。

    条件很诱人：只要我停止一切追诉行动，对方将提供一段关于我父亲真正死因的录音证据。

    又是录音。

    我站在办公室窗前，手指摩挲着那封邮件打印件的边角，冷笑出声。

    十年前，他们用剪辑过的遗言让我背负愧疚；如今，又想用另一段“真相”来收买我？

    还是录音？

    他们真当我还是那个只会跪在病床前哭着道歉的孩子？

    这一次，我不再被动接招。

    “郑老师，”我拨通电话，声音沉稳，“我们不接这个‘和解’。”

    “你想怎么办？”他问。

    “反手推局。”我说，“提交《新秩序十三条》。”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一声低笑：“你这是要重新定义规则。”

    没错。我不再满足于揭露过去，我要制定未来。

    《新秩序十三条》是我们团队耗时三个月起草的框架性文件，核心在于建立跨国基层经济项目的透明监管机制，尤其是针对心理干预、数据采集与资本渗透的边界划定。

    它本只是备选方案，如今却被我亲手推向台前——以受害方之名，正式请求仲裁庭将其作为后续裁决的参考依据。

    这意味着，李维汉若还想谈判，就得先承认这套新秩序的存在合法性。

    舆论迅速发酵。

    国际组织开始公开讨论《十三条》的可行性，多家媒体称其为“小人物对霸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而李维汉那边，彻底沉寂了。

    七天后，国际社区经济仲裁庭作出历史性裁决：

    认定李维汉实际控制的“恒远资源”及其关联企业在过去十年中，于八个国家实施系统性剥削与认知干预实验，责令赔偿共计2.3亿美元，并无条件开放所有项目档案接受全球监督审查。

    现场掌声雷动。

    刘代表起身宣读声明时，声音坚定如铁：“我们将把此案纳入全球公平贸易教科书案例。这不是终点，而是新伦理时代的起点。”

    庆功宴设在市中心一家低调的日料店，暖黄灯光下，众人举杯相庆。

    我却没有喝太多，只是静静看着窗外流动的车河。

    这场胜利太重，重得我不敢轻易庆祝。

    王记者不知何时坐到我身边，压低声音：“刚收到线报……有人在仁川西海岸的一个废弃广播站见过李维汉。深夜进出，带着加密硬盘。”

    我瞳孔微缩。

    他还留在棋盘上。

    没等我回应，张外交斡旋官的手机突然响起。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眉头轻皱，走到角落接起。

    我们没人说话，目光却不约而同地飘向她。

    她的脸色渐渐变了，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指节发白。

    通话不过三十秒，她挂断后站着没动，仿佛被什么无形的东西钉在原地。

    片刻，她走回来，声音冷得像冰层下的水流：

    “刚才那个电话……是变声器。”

    她顿了顿，眼神扫过我们每一个人。

    “他说——你们赢了一场，但广播站里的东西，会让所有人忘记你们赢过。”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