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里那段录音还在循环播放：“我最怕的，是连累身边的人。”声音低沉、疲惫，带着一丝颤抖——几乎和我一模一样。
可我知道，这不是我。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脑海中一遍遍回放自己说这句话的可能场景。
没有。
我从未录下过这句话。
可它又如此真实，真实得让我脊背发凉。
“语调差了半秒。”我终于开口，声音干涩，“每次我说‘连累’之前，都会下意识吸一口气……但这段录音里，没有。”
张大使站在我身后，眼睛反射着屏幕冷光。
他没说话，只是将我过去三年所有公开讲话的音频导入波形分析软件。
画面中，两条声纹并列滚动——一条来自录音，一条来自我在社区抗疫动员会上的发言。
几乎重合。
但就在“连累”二字前，原始录音出现了一个微小的平滑过渡，而我的真实录音，有一帧的振幅突变——那是呼吸的痕迹。
“不是AI合成。”张大使缓缓摘下眼镜，“合成技术再先进，也模仿不了这种生理级细节。问题不在声音伪造，而在语料库——他们一定长期监听过你的私人对话。”
空气仿佛凝固。
我猛地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日子。
那间市立医院的老病房，墙皮剥落，wiFi信号断断续续。
我曾在那里守了整整十七天，夜里低声自语，对着空床说话，甚至哭过。
那些话……没人听见，我以为。
郑引导员突然抬头，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那辆无牌皮卡的通讯频段刚被反向追踪到——它曾短暂接入医院家属楼的老旧wiFi中继器，信号源来自三楼东侧走廊的备用接口。而那个接口……登记在案的维修记录，是拆迁办的人半年前以‘线路检修’为由私自接驳的。”
我闭上眼。
陈世昌的人，早就埋好了线。
他们不是在模拟我，是在挖掘我的痛。
把最私密的悲伤，做成武器，对准我最软弱的地方。
“他们在听我的心跳。”我低声说，睁开眼时，目光已冷如刀锋，“那就让他们听听，这颗心，是怎么越跳越强的。”
第二天清晨，第三基地的战术会议室灯火通明。
所有人到场，连赵队长也带着红肿的眼眶赶来——她昨晚走访了五户当年因强拆失联的家庭。
我站在投影前，声音平静：“他们想用我的恐惧制造分裂，我们就用真相建立共识。”
三道指令下达。
张大使立刻启动《声音背后》特别短片制作。
他调出全部声纹对比数据，用最原始的帧级分析展示伪造痕迹，并附上我亲笔签名的医疗记录——证明父亲临终时，仅有两名值班护士在场，全程无录音设备，无第三方介入。
郑引导员同步启动“回声计划”。
他在社交平台发起话题：#我的害怕说出来。
邀请普通人讲述“因责任而恐惧”的真实经历。
不到两小时，评论区涌入数万条留言。
“我怕当不好单亲妈妈”“我怕父母生病时我不在身边”“我怕自己撑不起这个家”……一条条，一句句，像无数微弱却坚定的火光，在黑暗中连成一片。
孙发言人则向五家境外主流通讯社发出新闻通稿。
标题只有十个字：“当AI伪造情感，谁还能相信人性？”
十二小时内，话题冲上热搜前三。
国内媒体开始跟进，医护、消防、社工纷纷现身说法。
有人贴出自己在急救室外崩溃录音，说：“这才是真实的声音，不是被剪辑的恐惧。”
舆论风向，悄然扭转。
但我知道，这还不够。
真正的战场，不在热搜，而在人心深处。
三天后，我站在老宅废井口前。
杂草丛生，井口被一块锈铁盖着，像一道从未愈合的伤疤。
当年陈世昌以“危井整治”为名强拆我家老屋，实则为掩盖地下排污管道的非法接口。
而这里，曾是我童年打水、纳凉、听爷爷讲故事的地方。
赵队长组织的“记忆重建”志愿队已经到来。
十多位曾被强拆波及的居民站在我身后，有人拄着拐，有人牵着孩子。
刘主管调来的移动净水设备就位，银白色的过滤装置缓缓启动。
井水被抽出、净化、检测，最终流入透明储水罐。
第一滴井水落下时，全场安静。
李协调长从包里取出一盒茶叶——本地老字号特供，标签上写着两个字：“井心”。
“第一桶净水制成的茶包，限量三千份，收益全捐心理援助基金。”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