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召集了包括鲁国公蔡京、左仆射何执中、知枢密院事吴居厚在内的，多位重臣组成一个阵容庞大的鉴宝团。
经过这帮人一系列专业的的鉴定，得出了一个很震撼的结论——“谓此为玄圭，即天赐禹者”！
说这文青官家神经了？没事干瞎折腾个什么？
再说了，过年那会，你就整过一次“瑞鹤来宫”了嘛？这又弄出来一个“元圭自至”？
至于这样的大张旗鼓吗？
你先把那“吗”字去掉！
这基本上就是一场真宗皇帝“天书运动”的翻版！
倒也不能怨这位文青喜欢没事干瞎折腾，他这么折腾也是为了保命。
哇！谁没事干杀皇上玩？
诶？这就可说了。
还真有当街杀皇上的。人，如果没什么顾虑的话，基本上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更别说你这皇权还存在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况且，这皇权继承的合法性问题，在徽宗身上也是个根深蒂固的危机。
不过，这也不是徽宗个人的原因。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去看。
首先，在宋，尤其是徽宗所代表的濮王系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
其次才是徽宗本人在皇权嬗替谱系中的正当性问题。
这也就是当年独相章惇极力反对端王即位的原因。濮王系？再加上一个废长立幼？这事不好搞。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着的《经济与社会》上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
这话可以以理解为，横贯我们古代任何朝代的一个名词——“天命”。
“天命”这个玩意，说白了，就是我国古代王朝，及其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信仰的理论基础。
“天命”一词，始于先秦。
“受命于天”、“顺天革命”也代表了一个王朝的合法性。不过也代表了推翻一个王朝的正当性，和建立一个王朝的合法性创造依据。
哦，就许你说自己是“受命于天”，就不能许我喊一声“岁在甲子”、“天命靡常”。
毕竟，在宋之前，几乎所有的朝代都在打着“天命”这杆大旗，近乎于残忍的交替。
于是乎，这就对历代的帝王提出了另外的一个要求。
除了“君权神授”你还的“以德配天”！
也就是说，你得有这个德，才能配这个位，“君权神授”那只是你的命好！
但是，如果碰上咱们这位继承皇权有合法性问题的，还没办法做到人们眼中“以德配天”的文青，怎么办？
这文青也很无辜啊。也只能向那茅山上清派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不断的求取“伤风符镇心压惊”，并有“所闻见灾福，但详细密奏”之言。
不过这事找一个老道帮你解决，似乎还真有点难为他了。
但是，也不是不能解决。
两个选择，要么就乖乖的交出皇权，任人宰割。要么就来一个“重新授命于天”，让人们再度相信“君权神授”！
这种做法叫“改元，以再受命”！
嚯！这也能行？
这个麽，也不是不行，而且是有先例的。
汉中，经学与谶纬之学，与日益增长社会矛盾和自然灾害相结合，便得出了一个“汉运将终，应更受命”的谶言。
就因为这句谶言，致使汉哀帝以“改元，以再受命”为自家的王朝再续命。
大观、政和之际，似乎和那汉哀帝当年有些个雷同。
大观四年初至政和元年七月，徽宗大病一场。
期间，内宫有崇恩太后欲垂帘事，朝上两党交攻不断。
这内忧外患的，让我们的这个文青官家，也和那汉哀帝一般，面临了一个殊途同归的焦虑和窘境。
然，更加让这位文青皇帝焦虑的还不止于此。
另一个更要命的东西出现了，这就是“谶言”。
根据蔡条:《铁围山丛谈》中所言：“翊尝谓公言：‘本朝火德，应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号、官名，一变世事，以厌当之。不然，期将近，不可忽……’”
意思就是，赶紧“改元，以再受命”！给我们大宋续点命吧！不然就完了！
咦，这大逆不道的话谁说的？
学官孟翊！
这人在历史上倒是没什么名气，不过也是个“有古学而精于《易》”之人。
这话说给蔡京听，当时这老货就不干了！你这是要疯啊！
于是乎，也就是个“鲁公闻而不乐，屡止俾勿狂”。
那意思就是蔡京这货的风言风语给吓的不轻，屡次制止这货的胡说八道。
不过，这孟翊也是个委屈，我看到了，但是你不让我说，我憋屈！你不让我说我就找别人说去！
于是乎，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