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舒收到电报时，正在地里割麦子。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滚烫的土地上，瞬间就蒸发了。她把电报纸揣进怀里，贴着心口的位置，仿佛这样就能离北京近一点。
可北京的风，终究吹远了某些东西。
林墨砚的信越来越少，间隔也越来越长。起初，他说功课忙，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后来，他说要跟着老师做课题，经常熬夜；再后来，信里开始出现一个叫“苏曼”的名字，是他的同班同学，一个从上海来的姑娘，会弹钢琴，会说流利的英语。
望舒把那些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手指抚过“苏曼”两个字，像触到了冰。她开始失眠，夜里抱着那只搪瓷杯，闻着淡淡的槐花香，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温暖。
1991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第一场雪落下时，望舒收到了林墨砚的信。信封很薄，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几行字。照片上，林墨砚站在大学门口，穿着笔挺的西装，身边站着个穿红围巾的姑娘，笑靥如花。
“望舒，”信上的字迹依旧清瘦，却多了几分陌生，“对不起。苏曼对我很好，我们…在一起了。北京很大，也很复杂，我想，我大概不会回去了。那只搪瓷杯，你要是不想要了，就扔了吧。”
望舒把信撕得粉碎，扔进灶膛里。火苗舔舐着纸片，像在吞噬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她没有扔那只搪瓷杯，只是把它藏进了樟木箱的最底层，上面压着她没织完的毛衣。
那年冬天，望舒答应了邻村木匠的婚事。婚礼很简单，没有红地毯，没有婚纱，只有两床新棉被和亲友的几句祝福。木匠话不多，却会在她累的时候默默接过锄头，会在她咳嗽时端来温热的姜汤。
新婚之夜，望舒坐在床沿，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突然想起林墨砚说过的北京枫叶。她想，或许北京的枫叶，真的像火一样红吧。
三、迟到的枫叶
2017年的秋天，望舒跟着儿子去北京旅游。孙子刚上小学，指着天安门广场上的红旗，奶声奶气地问：“奶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旗子吗？”
望舒笑着点头，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背也有点驼了，可眼神依旧清亮，像后山的泉水。木匠十年前就走了，脑溢血，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儿子在城里开了家装修公司，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总劝她搬去城里住，她不肯，说离不开村里的老槐树。
“妈，前面有个书展，去看看？”儿子指着不远处的展览馆，“听说有很多老书。”
望舒点点头。她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却总对书本有种莫名的亲近。展览馆里人很多，大多是年轻人，捧着书看得入神。望舒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下，目光被一本泛黄的《牡丹亭》吸引了——和当年林墨砚借她的那本，一模一样。
她伸手去拿，指尖却触到另一双苍老的手。那双手布满皱纹，指关节有些变形，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清瘦。
望舒抬起头，呼吸猛地一滞。
是林墨砚。
他老了，头发花白，戴着副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浑浊了许多，却在看到她的瞬间，骤然清亮起来，像被点燃的星火。
“望…望舒？”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带着难以置信的惊讶。
望舒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时光仿佛倒流回三十年前的供销社门口，她还是那个穿着蓝布褂子的少女，而他，还是那个攥着书本的少年。
“真的是你，”林墨砚笑了，眼角的皱纹比她的还要深，“我以为我看错了。”
“你…你也来逛书展？”望舒的声音有点干涩，像久旱的土地。
“嗯，”林墨砚扶了扶眼镜，“我在出版社工作，退休了没事，就来看看。”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她手里的《牡丹亭》上，“你还记得这本书？”
望舒点点头，把书放回书架。“记得。”
“苏曼…三年前走了，肺癌。”林墨砚望着人群，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我们没孩子，她走后，家里就我一个人了。”
望舒没说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有点疼。
“我去年回了趟村里，”林墨砚接着说，“老槐树还在，就是枝桠少了很多。你家的老房子，改成了养鸡场。”
“嗯，我儿子弄的，说搞养殖赚钱。”望舒低下头，看着自己磨得发亮的布鞋。
“那只搪瓷杯，”林墨砚突然说，“你扔了吗？”
望舒抬起头，对上他的目光。那双眼睛里，有愧疚，有怀念，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没扔，”她说，“在樟木箱里放着呢，槐花香还在。”
林墨砚的眼圈突然红了。他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个东西，递到她面前——是颗槐木珠子，用红绳系着，虽然有些褪色，却依旧温润。“这个，我一直带着。”他的声音哽咽了，“在北京的这些年，每天都带着。”
望舒看着那颗珠子，突然想起那年春天，槐花像雪一样落下，少年说要给她寄北京的枫叶。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