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共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目前夏魏晋在新政上的机遇和风险：
一、民众开始接受银钞，市场上的货币快速变多，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最直观的是大夏各个大城周围的市和镇的数量变多。
例如在太康五年之前，江宁周围有八个市，七个镇，到了太康十三年，江宁周围已经有三十个市，十六个镇。
市与镇相互交错之后，因为商业的需求，彼此道路相互连接起来，又通向江宁城。
在商业的驱使下，江宁城开始与这些市和镇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城市。
而镇则变成了管辖之下新的行政区。
大夏的城市规模在各州经济中心快速形成，魏国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魏无忌的改革，彻底打破了世家庄园的桎梏，释放了人丁，由梁京主导的商业，对梁京城方圆五十里产生极大影响。
太康十二年二月，梁京东面三十里出现了一个市，四月开始设立第一个镇。
到了太康十二年十二月，梁京周围已经有五个市，三个镇。
市与镇的规模正在快速增加。
至于晋国的曲京，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林良沅在经济和货币上的改制，并不输给魏无忌，他最擅长的就是对资源的分配和调动。
关于市与镇的形成，需要追溯到大周帝国崩溃之后，江南一带世家解体，尤其是荆州江陵。
第一个市就出现在江陵城外，依靠汉江而成。
它是百姓不约而同的汇聚形成，但两百多年的发展，却不见其影响力。
直到近些年，它在大夏皇帝陛下货币新政的推动之下，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头。
总结：货币通过推动商业，改变了一部分人的居住和生活习惯。
二、货币增发，在市与镇兴起后，更多农村人迁入进来，他们在城市的工厂工作，签订契约。
与过去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主仆，开始慢慢转变。
雇佣关系随着契约的普及，在城市里兴起。
契约关系与过去靠口头承诺最大的不同在于，契约是可以用来违背的，违背的一方只需要按照契约规定付出相应的代价即可。
这是商业博弈中演化出来的适应商业社会的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的保障下，工人拿到工资，商社的东家赚到钱，工人用他们打工赚的钱去购买。
购买的行为，进一步让更多商社有了生产的动力。
于是，商业更加繁荣。
以江宁为例，太康五年，江宁人口在于一百二十万，到了太康十三年，江宁人口增加至两百五十万。
梁京与曲京的人口，也在跟随这个轨迹增加。
总结：货币增发，促进就业，催生繁荣。
三、货币定存，投资商社兴起，催生地方巨头，影响力代替过去的世家和地主。
一部分人聚集到城市，他们放弃了土地，在城市谋生，通过与商社东家签订契约，出卖自己的体力和时间来获得收入。
这些收入随着时间的累计，出现了剩余，剩余即存款。
银行告诉他们，存款到银行可以获得利息。
于是民众的存款进入银行，而银行为了赚钱，将这些存款借贷给有实力的商人，从中赚取利息。
商人获得更多钱之后，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工厂或者物流商社。
于是，市场以银行作为调控者，货币的能量开始往实力雄厚的商人倾斜，商人的影响力，开始超越传统的地主。
这个现象在江宁、姑苏、江陵都已经出现，并且越发普遍。
而在梁京、曲京，则正在起步。
这些新势力，处于社会的中间层，他们的商社本身具备生产能力、对资源的调集能力，于是他们对朝廷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过去的时代，朝廷需要通过世家或者地主来完成对地方的治理。
现在，朝廷需要通过商社来完成对城市的治理。
总结：货币推动商业进一步繁荣之后，改变了社会结构，使地主、商社东家并存，而商社东家对资源的调配能力远高于地主。
这篇文章发布之后，短短半个月之内，在多地印刷、刊登。
并且多数传到了魏国，整个三月，梁京的舆论都为围绕着这篇文章。
梁京首富孟丘是这么评价这篇文章的：“夏国的货币宽松政策明显优于我们，夏国的银行数量更多，并且对商人管制宽松，货币的增量是推动商业的动力，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方面赶超夏国，就必须进一步增加货币的投放！”
孟丘的话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魏国集英殿的韩莫里是公认的商业奇才，他却说道：“夏国在这个时候发出一篇这样的文章，字里行间都在说货币推动了商业发展，从对市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