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兵戴着耳机，原本在紧张地调频，此刻也僵住了。耳机里传来友邻部队断续的、夹杂着电流噪音的通话声，那些遥远而模糊的声响，此刻听来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与这间被沉重事实压垮的掩体格格不入。他下意识地调低了音量，仿佛怕那嘈杂亵渎了此地的死寂。
警卫员小刘，还是个娃娃脸的兵，站在门边的阴影里。他不由自主地摸向自己腰间的手枪套，指尖触到冰凉的皮革，又像被烫到似的缩了回来。他飞快地瞟了一眼曹勇拍在地上的那个手印，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嘴唇抿得发白。他想起警卫营里那个总爱逗他的大个子班长，昨天还塞给他半块压缩饼干，笑着说“小子，多吃点，长个儿”。今天凌晨那阵地动山摇后，他就再没看见那个身影。
曹勇重新擦枪的动作，在死寂中被放大了无数倍。布条摩擦金属的“沙沙”声，单调、固执，带着一种近乎自虐的力度。他低着头，脖颈的线条僵硬如铁，每一寸肌肉都绷紧了，对抗着某种要将他撕裂的力量。他擦的不是枪，是那枚呼啸而来的导弹留在视网膜上的白光，是那声吞噬了所有呐喊的尖啸，是那二百多个瞬间湮灭的生命留下的、灼人的真空。
他擦得那么用力，以至于指关节的皮肤在粗糙的布面上摩擦出细微的声响。冲锋枪冰冷的金属部件，在他手中被擦拭得几乎有了温度，但那温度也驱不散从他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他不是在维护武器，他是在用这个唯一可控的、机械的动作，来固定自己即将溃散的意志，来证明自己还“在”，还能“做”点什么。
副师长终于松开了捏着眉心的手，长长地、无声地吐出一口浊气。那气息仿佛也带着硝烟和铁锈的味道。他没有看曹勇，也没有看任何人，目光落在摊开的地图上，那些代表敌我态势的红蓝箭头，此刻看起来像一些狰狞的伤疤，或是正在流淌的血迹。
他伸出手，食指按在地图上一个被反复标注、边缘已经磨损的等高线附近，那是警卫营原本的阻击位置。他的指尖有些抖，但按上去的力道很重，仿佛要将那地方按穿。
“命令，”副师长的声音比刚才更加沙哑，像是砂纸磨过生铁，“后勤分队，不惜代价，拂晓前把急救物资送到二道梁子。告诉三团，他们的侧翼，必须像钉子一样给我钉死。缺口……”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份写着“实到二百一十八人”的战报，又迅速移开，像是被那数字烫着了，“缺口，从师直属队补。能拿枪的，都上去。”
他的命令条理清晰，甚至称得上冷静。但这冷静之下，是刚刚被曹勇那句话砸出来的、深不见底的裂缝。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裂缝边缘艰难挤出来的碎石。
曹勇擦枪的动作停了一瞬，极其短暂的一瞬。他听到了“师直属队”。那里有文书，有炊事兵，有年轻的通信员，有伤愈归队还在休养的……都是师部的“家底”，是最后的、非到万不得已不动用的力量。现在，要补上警卫营用血肉撕开的缺口。
他没有抬头，只是更用力地“嗤啦”一声，拉动了枪栓，检查枪膛。那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在压抑的掩体里显得格外突兀，也格外坚定。像是在用行动说：知道了。也只能这样了。
外面，风更急了，卷着沙土和未散尽的硝烟，扑打着伪装网，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大地在呜咽，又像无数亡魂在不甘地掠过。掩体里，马灯的火焰被灌进来的风吹得剧烈摇晃，光影在每个人沉默而紧绷的脸上疯狂跳跃，忽明忽暗。
那枚导弹要去的二百多条命，并没有消失。它们化成了更沉重的空气，压在每个幸存者的肩头；化成了副师长地图上更尖锐的箭头；化成了曹勇手中那支被擦得锃亮、却愈发显得冰冷的冲锋枪；也化成了即将在拂晓前、顶着炮火奔向二道梁子的后勤分队，和那些从师直属队默默拿起武器、走向缺口的、或许还带着茫然却别无选择的面孔。
战争还在继续。算术以最残酷的方式进行着。而他们，这些还留在算术等式这一边的人，所能做的，只是在这令人窒息的代价之后，把弓弦绷得更紧，把下一颗子弹，推入枪膛。
曹勇转身时，脚下的冻土发出沉闷的咯吱声。他没有回头再看陈团长和他的工兵们，只是把那条即将在两公里冻土上撕开的伤口，牢牢钉在了脑海的地图上。胸腔里堵着的，是警卫营那些再也站不起来的面孔混合着冻土腥气的重量。
他大步流星，走向营指挥所残存的掩蔽部。每走一步，脚下的土地似乎都在告诉他：这里，曾经有个机枪位；那里，一个娃娃兵用身体压住了冒烟的手榴弹。不是记忆，是渗透进泥土里的灼烫，透过鞋底，一下下烙着他的脚心。
掩蔽部里，马灯还亮着。通讯员小李蜷在角落里打盹，怀里抱着断了天线的步话机。几个还能行动的排长、班长，有的在沉默地擦拭武器，有的在就着冷水嚼着干硬的炒面。他们抬头看见曹勇进来，没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