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一名资深的上校参谋被选定为特使，携带龙从武措辞恳切、盖有联军大印的亲笔信，随队出发
北方的山风，比伊斯坦布尔的政治空气更加凛冽，也更加直接
在那里，没有那么多纵横捭阖的算计，只有最朴素的生存、牺牲与回报的逻辑。神州帝国能否在赢得西奈的辉煌胜利后，同样稳住北方的基本盘，处理好这些“沉默盟友”的鲜血账单，将直接考验其作为新兴主导力量，在中东进行长期统治的精细操作能力与政治信誉
龙从武站在伊斯坦布尔的指挥部窗前，望着北方阴沉的天空，心中清楚：安抚黑海库尔德武装，不仅仅是一次战术性的补救，更是一次战略性的政治表态——帝国不会忘记任何为其利益流过血的人，但也要求绝对的忠诚与服从
这份答卷的评分者，不仅仅是北都的天策府，更是安纳托利亚东北部那些山峦与部落中，无数双充满期待、疑虑与野心的眼睛
（1900年5月5日-5月7日，北帝都，天策府地下指挥中心）
来自西奈和奥斯曼北疆的绝密报告如同雪片般飞入天策府，各种情报和前线战报拼凑出一幅远比西奈战场更为复杂的中东战后全景图
龙从武关于“扶植青年土耳其党”的长篇分析与风险评估、卡齐姆贝伊提出“北部山区防卫联盟”的谈判纪要、黑海库尔德武装伤亡惨重急需安抚的紧急军情、以及各方对哈米德二世下落的零碎情报……所有这些信息，最终都汇聚到了监国太子朱出凌、老皇帝朱霞墨（虽在病中，但每日听取简报）、以及帝国最高决策层面前
一场连续进行了两天的闭门御前会议，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召开
与会者除了皇帝、太子，仅有主理院主理李正庆、军武院军武长赵从铭、外交司司长郑东、天策府总参谋长卢程、陆军总司令李春福、海军总司令张志强等寥寥数人。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如何为“运河战争”的胜利收尾，并确立帝国在奥斯曼及中东的未来战略
气氛凝重而审慎。巨大的压力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
“诸位”
朱出凌太子坐在主位，目光扫过在座重臣，声音平静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
“西奈一役，我军大胜，打出了国威军威，也打出了未来的战略空间。但眼下，我们面前摆着的，不是一个被征服的简单领地，而是一个内部权力崩溃、地方势力崛起、外部列强环伺、且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的千年帝国废墟。一步走错，胜利可能化为泡影，甚至反噬自身”
他首先指向北方：
“卡齐姆贝伊要‘联盟’，黑海的库尔德兄弟在流血等抚恤。这两股地方武装，是我军北线屏障，功不可没，但其诉求皆有裂土分疆之嫌。如何处置？”
军武长赵从铭首先表态，语气强硬：
“殿下，陛下。此等地方武装，战时可用，战后必为隐患。卡齐姆贝伊所谓‘联盟’，实为割据之先声。黑海部族索要厚赏，亦是挟功自重。我大军方克英国，士气正盛，何不趁势北上，以一部精锐，辅以空中支援，以霹雳手段，迫其解散武装，听候整编？一味怀柔，恐养虎为患！”
陆军总司令李春福沉吟道：
“赵军武长所言不无道理，然北方山峦叠嶂，地形复杂，清剿不易，易陷入持久治安战。且彼等刚立战功，若骤然以武力相逼，恐寒了所有潜在合作者之心，亦给俄国人可乘之机。眼下，仍需以稳为主”
主理院主理李正庆从内政和成本角度分析：
“大军长期驻守高原、山区，补给消耗巨大。强行压服，必激起反抗，后续镇压、安抚、重建，所费钱粮人力恐远超一场西奈战役。帝国新胜，需时间消化胜利，恢复生产，不宜再启大规模陆上战端，尤其是不甚明朗之山地战”
外交司司长郑东则着眼于国际：
“列强正盯着我们如何处置奥斯曼。若对有功部族武力相加，德、法、俄必大肆宣扬我‘东方殖民者’面目，挑动奥斯曼境内乃至全球伊斯兰世界仇视。反之，若妥善安置，彰显‘王道’，则可在道义上占据主动，分化欧洲舆论”
讨论激烈
最终，朱出凌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聆听的老皇帝朱霞墨。
皇帝微微抬手，虚弱但清晰的声音响起：
“北疆诸部……悍勇可用，其地……贫瘠难守，可效……唐之藩镇，明之土司旧事……以夷制夷，羁縻为主”
皇帝一言，定下基调！羁縻政策——给予一定自治权，但必须承认中央（或神州支持的中央）权威，接受册封，承担防务义务
朱出凌心领神会，综合各方意见，开始下达决断：
“对于北部地方武装（卡齐姆贝伊部及黑海库尔德武装等）：”
“一、原则上同意其建立地方性自卫组织的要求，但名称不得用‘联盟’等易引发分裂联想之词，可改为‘安纳托利亚东北（或黑海）地方保安联防会’等。 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