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曾经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在新几内亚丛林里浴血奋战的士兵，却成了华盛顿急于甩掉的包袱。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热带的雨季里熬了两年，军装的袖口磨出了破洞，军靴的鞋底裂着缝，脸上刻着疟疾和思乡病留下的疲惫。

    “听说了吗？咱们到了悉尼，就直接坐船回美国。”

    一个扛着m1伽兰德步枪的二等兵，凑到同伴耳边低声说，“再也不用跟那些黄皮肤的家伙打仗了。”

    “闭嘴！”旁边的上士狠狠瞪了他一眼，“小心被宪兵听见。”

    二等兵悻悻地闭上嘴，目光投向船舷外的海面。海水是墨蓝色的，浪涛拍打着船身，卷起一串串白色的泡沫。

    他想起了自己在堪萨斯州的老家，想起了农场里的玉米地，想起了妹妹在信里写的话——“哥哥，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苹果派，等你回来。”

    船舰在海上航行了七天七夜，当悉尼港的轮廓终于出现在海平面上时，甲板上的士兵们却没有丝毫欢呼。

    他们只是默默地整理着背包，把那些从战场上捡来的纪念品——日军的军刀、南洋的贝壳、印着“我爱纽约”的明信片——小心翼翼地塞进行李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