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认字不多，但硬是教会她“廖”字怎么写。说“廖”字上头是“广”，下面是“羽”，意思是“大鹏展翅，飞得又高又远”。

    “我要飞了，爷爷。”她对着暮色里的石板滩，轻声说。

    但不是靠着什么“老母”，是靠自己手里这把刀，和腰上这块能聚拢人心的牌子。

    五月将尽，槐花开始落了。

    细碎的白瓣在风里打着旋，落在染缸的蓝靛水里，落在晾晒的布匹上，落在廖家小院的泥地上。廖九妹依然每天练武，扎马步，挥刀。只是腰间多了块桃木牌，辫梢的红布条系得更紧了些。

    有天周铁匠看她练完拳，忽然说：“九妹，你跟你爷爷年轻时真像。”

    “哪里像？”

    “眼神。”周铁匠指着自己眼睛，“你爷爷讲三元里故事时，眼里有火。你如今眼里，也有那簇火。”

    廖九妹摸了摸腰牌。火吗？或许吧。但不是祖父那种“砍了就砍了”的烈怒，而是另一种——更沉，更韧，像埋在地下的炭，看着不旺，但能烧很久。

    她知道，这条路选了，就回不了头。红灯教要做什么，她隐约感觉到——不是烧香拜佛那么简单。曾阿义讲经时，常提到“洋教堂霸田”“教民欺人”，提到“老母要降灾罚恶”。

    罚谁？自然是那些洋鬼子和他们的狗腿子。

    廖九妹握紧拳头。指甲嵌进掌心，疼，但清醒。

    祖父的刀砍的是五十年前的洋鬼子。她要砍的，是五十年后、还在作孽的洋鬼子和他们的帮凶。

    一样，也不一样。

    一样的是刀，是血，是“不想被欺负”的那口气。

    不一样的是，这回，她不是一个人。

    槐花落尽的那个黄昏，廖九妹站在染坊门口，望着西边将沉未沉的日头。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到盖住了半条街。

    影子尽头，是成都的方向，是文殊院，是红灯堂，是曾阿义和那些眼里有火的人。

    也是她即将踏上的、比祖父当年更凶险的路。

    “爷爷，”她轻声说，像立誓，“你看着。廖家的刀，这回要砍得更狠，更准。”

    风吹过，最后一树槐花扑簌簌落下，像一场沉默的雪。

    雪里，十五岁的廖九妹握紧了腰间的桃木牌，也握紧了心里那把从未生锈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