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这个价格……是否过于……”日本代表小林试图讲价。
“诸位，”周老师面沉似水，语气斩钉截铁，“此乃我民间机构内部教学，本无对外开放之义务。诸位既有强烈意愿‘学习’，我方承担额外管理成本与教学秩序风险。此价，公允合理。若觉不妥，大门在那边，恕不远送。” 他环视一周，眼神锐利，“另外，请转告各国的教官，专心履行合同职责。若再有‘越俎代庖’之举，合同终止，遣返费用自理！”
最终，在激烈的竞价（主要是英、德、日、美之间竞争）和咬牙切齿的抱怨声中，首周五个旁听名额（美、英、德、日、法）以总计两千五百两白银成交！意大利代表犹豫了一下，没舍得。
周五下午，营地气氛陡然紧张。操场边、教室窗外，站着一排穿着各异、神情严肃的外国人。他们被安排在远离学员的区域，有助教专门“陪同”（实为监视）。我们学员则被要求目不斜视，该训练训练，该上课上课，只当他们是空气。
课堂上，先生依旧平静地讲解着“生产计划排程中的瓶颈识别与应对策略”，画着清晰的甘特图。窗外那些洋代表们，有的抱着胳膊，面无表情；有的眉头紧锁，努力理解；有的则在小本子上飞快地描着什么（被助教立刻制止）。他们听得很认真，但全程鸦雀无声，气氛诡异得如同默片。
第十六周：营墙外的舆论战与“值得借鉴”
被周老师“狠宰一刀”又严格限制的列强代表们，自然不甘心。正面突破不行，他们转向了另一个战场——舆论。
那些同样被挡在营门外的中外记者（尤其是外国通讯社记者），成了他们倾诉的对象。记者们围着这些刚刚旁听完课、脸色不太好看的代表们，七嘴八舌地提问：
“史密斯先生（英国代表），您觉得这春令营的课程怎么样？真的像传闻中那么神奇吗？”
“冯·穆勒先生（德国代表），他们的管理方法是否优于贵国的工业学校？”
“小林先生（日本代表），您认为这模式值得引进日本吗？”
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代表们的反应出奇地一致——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英国代表清了清嗓子：“嗯…这个…课程安排很…紧凑。纪律性…确实很强。至于内容…嗯…有一定的…启发性。是否优于我国？这需要更全面的评估…嗯…对，评估。” 他扶了扶单片眼镜，避开了“优于”这个词。
德国代表板着脸：“他们的实践精神…值得肯定。将军事管理应用于工业学徒培养…是一个有趣的角度。具体方法…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借鉴。” 他强调的是“借鉴”，而非学习。
日本代表小林则显得更圆滑，他深深鞠了一躬：“嗨！贵营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将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的导向…非常值得敬佩！对于提升效率、培养基层人才…很有参考价值！我国也在探索…类似的…路径。” 他用了大量模糊的褒义词，但核心也是“参考价值”和“探索”。
与此同时，营门外的中国记者则采访到了更多中国实业界代表。这些商人和工厂主可没那么多顾忌，对着记者大吐苦水的同时，也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开窍了！真是开窍了！以前管生产全凭感觉，现在知道看‘瓶颈’在哪了！”
“人家那‘甘特图’，把时间、工序安排得明明白白！不服不行！”
“花那么多银子旁听？值！太值了！光一个‘风险评估’的思路，就值回票价，能少走多少弯路，少赔多少钱啊！”
“周先生他们教的，是真东西！是咱们中国实业最缺的东西！”
营墙内外，冰火两重天。墙外，是列强代表闪烁其词的评价和中国实业界代表发自肺腑的推崇形成的鲜明对比；墙内，我们这些学员，通过助教们有意无意的透露和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将这一切尽收耳中。
一种难以言喻的、混杂着荒谬与自豪的情绪在营地里弥漫。
“嘿，听见没？那些洋大人，花了那么多银子进来，屁都不敢放一个，听完还得说‘有启发’、‘值得借鉴’！” 大柱压低声音，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兴奋。
“他们不肯说‘好’，更不肯说‘比他们好’，” 我分析着，“但越是这样，越说明他们心里虚了！咱们学的这些东西，他们以前压根没放在眼里，现在发现不对劲了，想学，又拉不下脸！”
“那个美国佬最精，直接搬出王月生校长！” 另一个同学插嘴，“我看，王校长这步棋走得妙！让他们进，掏空他们钱袋！还得憋着！”
这种认知是颠覆性的。以往，洋人、洋枪、洋货、洋学堂，在我们这些乡下小子眼中，代表着绝对的先进和强大。我们拼命学习，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一丝追赶的卑微。然而，当看到这些趾高气扬的洋大人，为了听我们习以为常的课程，不惜花费天价，听完后还不得不承认“有启发”、“值得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