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条桌铺着雪白亚麻桌布，银质咖啡壶冒着热气，但气氛冰冷如霜。
英国公使萨道义主持会议。这位五十五岁的外交官以冷静着称，此刻却眉头紧锁：“诸位，我们必须在一个月内拿出报告。各国政府都在等消息，军队还驻扎在华北，每一天都在烧钱。”
日本公使西德二郎第一个发言。他四十三岁，是四人中最年轻的，刻意挺直脊背以显示分量：“帝国政府认为，赔款应至少涵盖三大块：一、各国军费开支；二、侨民财产损失；三、精神损害赔偿。初步估算，总额不应低于六千万英镑。”
“六千万？”法国公使毕盛差点跳起来，“那是四亿两白银！中国人拿得出来吗？”
一直沉默的德国公使穆默开口了。这位普鲁士贵族留着威严的八字胡，说话像发布军令：“拿不出来，就分期。三十年，四十年，都可以。重要的是抵押——必须用海关和盐税作保，并且由德国银行统一经办支付业务。”
这话一出，萨道义和毕盛对视一眼。
他们知道德国在打什么算盘：控制赔款支付流程，就能收取手续费，还能掌握中国每月的财政流向。更重要的是，这会在金融上把中国绑在德国战车上。
“统一经办可以，”萨道义慢条斯理地说，“但必须由四国共同监管。毕竟，赔款是大家的。”
“还有，”毕盛补充，“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必须参与。我们在印度支那有经验，熟悉亚洲金融。”
西德二郎赶紧跟上：“横滨正金银行也应加入。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最了解其国情。”
穆默脸色沉了沉，但没反对——他知道吃独食会犯众怒。
会议进入技术讨论。赫德被请来作证。
老赫德抱着一摞账本进来，像个老账房先生。他先鞠了一躬，然后开始用平实的英语讲述：
“根据海关档案，中国目前年进出口总额约三亿两，关税按值百抽五计，应收一千五百万两，但实际只收到九百万两——因为免税品太多，走私太盛。如果能将税率提高到值百抽七点五，并整顿走私，关税可达两千两百万两。”
他翻到盐税页：“盐税目前是一千三百万两。如果每斤加征一文，可增二百万两；如果改革盐政，取消引岸制，实行就场征税，还可再增三百万两。”
又翻到常关税：“各口岸常关税混乱，若统归海关管理，年可增三百万两。”
一笔笔算下来，中国“潜力收入”似乎很可观。
但赫德最后泼了冷水：“但这些改革，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推行。而现在的清廷……”他摇摇头，“恐怕没这个能力。”
萨道义问：“那以现状论，中国最多能拿出多少？”
赫德沉吟片刻：“每年两千万两，是极限。再多，要么加税激起民变，要么拖欠赔款。”
“两千万两……”穆默心算着，“三十年，就是六亿两。按现在汇率，约合九千万英镑。”
“太高了。”西德二郎摇头，“按这个数，中国前十年都得借钱付赔款。而能借给他们的，只有我们。”
这正是列强想要的：逼中国借债，用税收抵押，从而控制中国经济。
但毕盛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借了债，却还不起利息怎么办？难道我们派兵去收税？”
赫德笑了，那笑容里有种看透世事的悲凉：“那就只能……换一个能还得起债的政府了。”
这话说得轻，落在众人耳中却重如千钧。
换政府？谁来换？怎么换？换了之后，新政府会承认这些债吗？
这些问题，没人敢深想。
同一时间，贤良寺西跨院。
李鸿章躺在病榻上，身上盖着厚厚的锦被，但依然冷得发抖。七十八岁的他，自从去年在广东吐血后，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可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慈禧在西安催，光绪在行在问，各国公使在京城逼。
“中堂，”幕僚于式枚捧着刚译好的电报进来，“刘岘帅（刘坤一）和张香帅（张之洞）联名来电，说已在上海与英、美领事接触，试探降低赔款的可能性。”
李鸿章接过电报，手在抖。老花眼看了半天，才看清字迹：“……可争者三：一曰降低本金，二曰免现银赔付，三曰减年息。然各国态度强硬，尤以德、法为甚。”
他放下电报，闭上眼睛。
降低本金？难。列强摆明了要狠宰一刀。
免现银？可能可以谈——中国确实没那么多现银，用关税抵押分期支付，列强反而更能控制。
减年息？这是关键。按五厘算和按四厘算，三十年差出上亿两。
“给香帅回电，”李鸿章睁开眼，声音嘶哑，“重点攻年息。可私下向英、美示好，言明若利息较低，将来商务、铁路等利权可优先考虑。另……可透露俄国在东北之贪欲，暗示若赔款过重，中国无